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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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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共残余武装不过指顾间事，他当然不愿意功亏一篑。于是，迫使蒋介石脱下白手套、伸出再度“合作”之手，就是中共必须做到的事。中共把这称作“逼蒋抗日”。对蒋的“逼”，在几个方面同时进行。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动各界民众对蒋施压，是“逼蒋”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1936年后，上海滩上“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组织策划下，各行各业都成立了自己的“救国会”。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则是“救国会运动”表面上的领导人物。他们组织游行、请愿、示威，忙于喊口号、发宣言、做演讲，目的都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对于中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这种政策，中国托派是坚决反对的。托派认为，这是为了民族斗争而放弃阶级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右倾投降主义”。1936年春，托派刊物《斗争》创刊，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由王凡西起草的《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对中共的新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此，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道：“《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明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5＇
斯大林及其主宰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强令中共放低姿态与国民党和解，之所以要让中国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停止相互斗争、厮杀从而结成反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为中国考虑，而是从苏联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当时，疯狂了的日本，并不以侵占中国为满足。那些年间，斯大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以东北为跳板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了避免苏联遭受日本的攻击，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谋求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是措施之一种。苏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让中国长久地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抽身侵苏，也是斯大林的谋略之一。如果国共之间的内战不停，对日本侵占中国当然是极有利的。要使中日之间的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国共之间的内战就必须停止。正是基于这种算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要求中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低首下心地向国民党求和。中国的托派认为这是牺牲了政治信念，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把政治信念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托派认为这是在拿原则做交易，但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原则从来就是拿来做交易的。
中国托派对中共新路线的反对，自然对斯大林的谋略是一种干扰和破坏。为了化解这种干扰和破坏，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国托派的脑袋上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且捏造出托派接受日圆津贴的罪名。所以，“托派汉奸”之说以及接受日圆谣言，也是起源于莫斯科。
四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6＇
“左联”“溃散”后，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们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胡风等认为“国防文学”过于模糊，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于周扬们来说，“口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一时间争论十分激烈。一些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者，甚至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左联”“溃散”后，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不计其数，周扬们也在文艺界策划了新的组织，但鲁迅拒绝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周扬们张罗新的组织，当然非常需要鲁迅的捧场。但周扬们百计拉拢，鲁迅却一律拒绝。据胡风回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的邓洁，还亲自约见鲁迅，试图说服鲁迅出马，但也未能成功。＇7＇不愿意介入新的组织，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恶极了。
凡此种种，其时也在上海滩上活动的托派，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鲁迅与文艺上的新路线的不合作，鲁迅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让托派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的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学说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8＇
五
王凡西指出是对国家主义的厌恶，使得鲁迅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中共新路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20年之后的看法。而陈其昌“拉拢”鲁迅，并非托派中央的决定，只是陈其昌个人的心血来潮。何况即使是王凡西，也没有看到鲁迅与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对中共新路线，是因为民族斗争压倒了阶级斗争，而鲁迅所担忧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托派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中共新路线的，而鲁迅是从“立人”的立场拒绝周扬们变戏法式的方针政策的。鲁迅所忧虑的，是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因为在鲁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启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启蒙才是最彻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业，只有中国这“沙聚之邦”终于“转成人国”，中国才能真正得救，否则，广大的民众只有两种境遇：要么沦为异族的奴隶，要么做自己人的奴隶。
出于对鲁迅的这种误解，托派陈其昌执笔给鲁迅写信。
陈其昌，河南洛阳人，本名陈清晨。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共，是王实味加入中共的介绍人。在北大期间，就对鲁迅十分崇拜。1928年加入托派组织并成为活跃分子。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杀害。1936年6月3日，陈其昌化名陈仲山致信鲁迅，在攻击了斯大林和中共之后，说：“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以为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陈其昌写此信，当然有“拉拢”之意，但此意并不明显。坦率地说，陈之所为，并非匪夷所思之事，实乃极其寻常之举。给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写信、寄书刊，表明自家的立场、宣传自家的观点，以求得理解、同情和支持，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很常见的。换句话说，鲁迅收到的是一封很普通的信，陈仲山不过是无数慕名而来者之一。对这封信，鲁迅最可能也最应该采取的方式，是置之不理。陈氏并没有将托派观点强加于鲁迅之意，鲁迅自身也并非政治人物，以公开信的方式义愤填膺地驳斥陈氏私人来信中的观点并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鲁迅的身份和一贯的性格殊不相合。退一步说，实在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做答，也只须一是一、二是二，表明自己与托派道不同不相与谋即可，吞吞吐吐、阴阳怪气地说出“日本人出钱”一类的话，亦殊非鲁迅作风。
对这封公开信的问世，冯雪峰在写于1951年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有这样的叙说：“鲁迅先生爱我们的党，是由于对于我党的认识，所以，他虽不是一个党员，他的党性却实在非常的强……而他就最厌恶那种听见别人造谣诬蔑自己的同志而也坦然处之，或甚至也跟着传播谣言的人。他的这种表示，我是亲眼见过多次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最无耻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写一封信给他，在信中对斯大林同志和我党中央大施攻击的时候，他对托派的愤怒和憎恶真可谓到了极点了。他那时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也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忙着伸手向枕头下面摸出那封信来，沉着脸递给我，愤恨地说：‘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你迎头给他们一棍罢！’他说：‘等我病好一点的时候，我来写一点。’可是，虽然决定要给以打击了，而愤怒仍不稍减，又沉着脸说了一句：‘可恶不可恶！’两天之后他仍旧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议一个办法，请他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写几句作公开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很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他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9＇这番对事情经过的回忆，其实颇有令人生疑之处。这姑且不论。冯雪峰在回忆此事前，先强调鲁迅厌恶“造谣”和“传播谣言”，这是确实的。然而，那封公开信中关于托派收受日本人金钱的话，却分明是在“造谣”和“传播谣言”。1951年的冯雪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大概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
六
陈其昌的信来到时，鲁迅正病倒在床，以致连日记亦废止。查鲁迅1936年6月日记，只记到6月5日，从6日至30日均空缺。6月30日这天，鲁迅大概勉强可以起坐了，遂在6月5日的日记后面，写了这番话：“从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这期间，鲁迅固然都在重病中，但也有较好一点和更差一些的时候。“颇虞奄忽”的那几日，是哪几日呢？《鲁迅全集》中收录的一封信，做了回答。1936年6月19日，鲁迅亲笔给邵文熔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弟从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10＇鲁迅6月6日开始中断日记，6月19日这天说“约十日前始脱险境”，那么，6月6日至6月9日这几天，正是“颇虞奄忽”的几日。陈其昌来信写于6月3日，应该在后一两日到达鲁迅手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于6月9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收到陈氏来信和写公开信作答的这几日，正是鲁迅病得最重、病得要死之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难以相信冯雪峰关于此事的说法了。冯雪峰说公开信是鲁迅“说个大意”，由其“笔录”。“大意”和“笔录”是相矛盾的。“笔录”者，将他人口头表述转化为文字，是完全忠实于口头表述的。如果他人只是说个“大意”，执笔者根据这“大意”写成文章，就不能称为“笔录”。
幸亏胡风没有瘐死狱中，幸亏胡风在出狱后还能有几年写作的时间。胡风出狱后关于鲁迅的一些文字，对澄清一些历史问题起了宝贵的作用。作为见证人，胡风写于1984年、发表于1993年的长文《鲁迅先生》，就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及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如何出笼，有这样的回忆：
重要的是发表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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