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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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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2＇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为了达此目的，他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贴身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黄口小儿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那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当米夫们回国时，王明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其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于是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会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一九二七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道路。”＇3＇即便当初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的盛岳，也不得不承认王明的“野心勃勃”，并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米夫面前搔首弄姿，而对米夫曲意逢迎。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文章，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贴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我以为，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这当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挡路，而是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学养意义上的挡路。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样好的人，不要说其时的中共党内，就是其时的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共产国际几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控制中共，必须在精神的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当米夫想要这样做时，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们可以通过一次会议，甚至仅仅是一道命令，就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就让瞿秋白靠边站，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4＇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王凡西又说：“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5＇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其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在这几年间，米夫、王明们打击、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种多样，事情经过也很复杂。这里只简略说说发生在中山大学的两件事。
一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王明虚构了一个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这罪名虽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却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现在该说说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们的所作所为，是怒目而视的。其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6＇
王明们借以打击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学的“清党”。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发动“清党”，中山大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7＇其时是王明打手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我们同时审查他们（引按：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时间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8＇
在1929年的苏联，以退还党证的方式表达对“清党”的抗议，就算有一百条命，也是活不了的。瞿秋白其实非常清楚这个追随自己参加了革命，又追随自己来到了苏联的胞弟，最终去了哪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弟弟的“失踪”，他又岂敢有半句怨言。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景白的死，一定令他很悲伤，但他在人前不能流半滴眼泪。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被处决。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写于狱中的《未成稿目录》，记录着他打算写的文章题目，其中之一，是《忆景白》。可惜未来得及写便死了。——我真想知道，关于23岁就死于非命的景白，他会写些什么。
2007年7月30日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81页。
＇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2页。
＇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05页。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0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2页。
＇6＇《瞿秋白研究》第五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6页。
＇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28—230页。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头颅早悔平生贱”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与其有过诗词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亚子与周世钊三人。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是活跃于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但民国时期的名人，许多人在1949年后都遁迹销声，而柳亚子却知名度更高了，这要归功于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个柳亚子。在使得柳亚子具有广泛知名度上，毛泽东的另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也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圣经”，柳亚子也就跟着家喻户晓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句子，更成为众口传诵的“名句”，与毛泽东的那些著名语录一样，频频被人们在谈恋爱、写情书、发言、谈话、辩论、写文章等各种公私场合引用。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便都是这样的“名句”。尤其是后者，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毛泽东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为对联印刷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从而被贴在各种可以贴对联的地方。
知道“牢骚太盛防肠断”这“名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句诗本是针对柳亚子的“牢骚”而作。既然被毛泽东称为“太盛”，可见柳亚子的“牢骚”颇有力度。但这“牢骚”的具体内容为何，却始终是悬案。少数知情者的闪烁其词，更让这“牢骚”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从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其时，大批在国共相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号召和安排下，云集于此。他们是被中共邀请来协商召开新政协的。以柳亚子此前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声望，以柳亚子与毛泽东“老朋友”的关系，当然在被邀请之列。柳亚子与黄炎培、章乃器、钱伟长等数十人，同住六国饭店。10天后的3月28日夜，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柳诗，均见该书）。全诗如下：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驪。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第一句意思很明白，是在称颂毛泽东“开天辟地”的壮举。第二句便开始发“牢骚”了。“说项”即称誉他人之意，这里应指自己长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襄助。“依刘”则指投靠他人。典出三国时期王粲依附刘表却又不受礼遇不被重用的故事。“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站在共产党一边，为共产党尽心尽力，如今却像依附刘表的王粲一样受冷落，我实在受不了。第三句用了两个典故。“夺席”指夺取他人的席位。《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五鹿为复姓，这里指西汉的五鹿充宗。《汉书·朱云传》说：五鹿充宗深得汉元帝的宠信，占据着谈经的席位。元帝令五鹿充宗与其他人辩论，但其他人慑于元帝对充宗的宠信而“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充宗终于败在朱云口下。柳亚子将这两个典故同用，意在说明自己是像戴凭一样有真才实学而非像五鹿充宗那样不堪一击。第四句用的是《史记·孟尝君传》中冯驪慨叹“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典。第五句“头颅早悔平生贱”，是“早悔平生头颅贱”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有点咄咄逼人、不知轻重了。柳亚子也知道这一句算是把话说兜底了，只能退不能再进了，于是有了第六句的语意转折。“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宁忘一寸肝胆丹”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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