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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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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且还影响了这一地区其他学校。”＇2＇教师们当然是按照沈定一的策略行事。沈定一的这个衙前农村小学，很像是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在中共党内，沈定一是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人，也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后来的彭湃也好，毛泽东也好，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步沈定一之后尘。
在沈定一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沈定一亲自为农民协会起草了《宣言》和《章程》。农民协会一个直接的目标是减租抗租。此外，协会还提倡破除迷信、主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禁止缠足、穿耳……衙前的农民协会成立后，影响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在杭州湾南岸地区，农民协会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过，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省政府的军警很快用暴力平息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代表团正式代表实为三人：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以蒋介石为团长，另有王登云作为蒋介石英文秘书随行。在苏联考察时间长达三个月。其时，共产国际已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苏联回来，沈定一即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分子。据说这时候，他就有意退出共产党。＇3＇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沈定一与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17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辞世。也就从这时起，沈定一公开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这个几年前参与了创建中共的人，从此成为孙中山的虔诚信徒，不但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了国民党内仇共反共的所谓“极右派”。
国民党内，邹鲁、谢持等“老右派”，是一开始就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因而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活着时，他们无可奈何。孙中山一死，他们便积极行动起来。1925年11月23日，这群坚决反共的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者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林森、居正、邹鲁、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视委员谢持、张继。戴季陶、吴稚晖因故未能与会，但列名通电。由于会议在北京西山举行，所以被称作“西山会议”。而这个国民党内坚决反共的群体，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通电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决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决定“清党”，这标志着蒋介石全面认同了“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6月，沈定一被任命为浙江省清党领导人。在沈定一主持下，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令人感慨的是，被捕者中，也有当年衙前农村小学的师生。当初，正是沈定一把他们带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之一员的。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结合
在国民党的“一大”上，瞿秋白和沈定一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仅此一点，就说明他们当然会相识。实际上，这几年间，他们经常在会议等场合相见。
至于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关系，就更是非同一般了。杨之华亦是萧山人，1900年生。杨家亦曾是萧山巨富，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但在杨之华出生时，也还足称小康。“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毕业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闻名乡里的“新女性”。同为萧山富豪，杨家与沈家自然早有来往。而当沈定一1916年结束流亡、回到浙江，并成为浙江省议长后，“新女性”杨之华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沈定一的崇拜者和追随者。1917年，当沈定一离开议长的权位、来到上海从事思想文化运动后，还不忘记定期给杨之华邮寄书刊。＇4＇1919年夏，沈定一则干脆将杨之华招来上海，在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为其安排了一份工作。1920年，杨之华嫁给了沈定一的长子沈剑龙，成为沈定一的儿媳。当沈定一创办衙前农村小学时，师范学校毕业的杨之华，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的教师。
1923年4月，瞿秋白经李大钊推荐，在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的上海大学当了社会学系主任。8月，瞿秋白在南京结识了蒋冰之（丁玲）和王剑虹这两位朝气蓬勃的女性。瞿秋白力劝二人入上海大学求学，二人欣然从劝。王剑虹进入上海大学后，很快与瞿秋白进入热恋阶段。1923年12月，为参加国民党“一大”而滞留广州的瞿秋白，几乎每天都给王剑虹写一封情意绵绵的信。有一次，还随信附了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我以为，这是瞿秋白最好的诗。1924年1月，从广州回到上海后，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合在一起。
1923年底，已经既为人妻复为人母的杨之华，也进入上海大学，并且恰恰进了瞿秋白当主任的社会学系，自然很快就相识了。不久，瞿秋白与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加入中共。1924年7月，王剑虹因肺疾去世，算来与瞿秋白的婚姻生活也就半年。王剑虹去世后，瞿秋白与杨之华进入恋爱状态。1924年11月初，瞿秋白与杨之华来到萧山衙前，与沈剑龙谈判。杨之英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一文中说：“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5＇
瞿、杨结婚日期，有的说是11月7日，有的说是11月18日，不过这实在无关紧要。反正11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同时登出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在27、28、29日三天，重复登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谈资。
沈家虽然很痛快地答应了沈剑龙杨之华的离婚，但沈杨所生的女儿却拒绝让杨带走，这曾令杨之华十分痛苦。当然，后来，这孩子还是来到了杨之华和瞿秋白身边。瞿秋白视之的确如同己出。——这孩子就是瞿独伊。
沈定一对瞿杨结合的反应
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当然会令沈定一很痛心。而杨之华弃沈剑龙是为了嫁瞿秋白，就更令沈定一觉得很失脸面了。杨之华曾是自己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自己为培养杨之华倾注过不少心血，如今却要离开沈家而别嫁，终不免有肥水竟流外人田之感。而从自己儿子那里夺走了杨之华的，却又是自己党内的同志、同僚，就更让沈定一心意难平了。
杨之华在《忆秋白》一文中回忆说，与瞿秋白在上海结合后，十分想念在衙前的女儿。在1925年春天，实在按捺不住对女儿的思念，杨之华独自回乡探望：“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了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我痛苦地走出了他的书房，在厨房门口，碰见了他的大姨太太。我们过去关系很好，她听说了我的苦处，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我们悄悄地穿过几个厅院，大姨太太推开了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6＇无疑，对于杨之华在婚姻上的重新选择，沈定一要比儿子沈剑龙在意得多。这个家庭显然从这件事上感受到了伤害。
但此事对沈定一在政治上由左向右的转变是否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却是需要慎重考核的。
曾任瞿秋白秘书、后来成为“托派”的郑超麟，有这样的说法：“有一次，我们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里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就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心中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有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7＇所谓“再度”，是指沈定一在1923年8月，即表示出退出共产党之意。这次虽然被挽留住，但不久之后，沈定一还是退出了共产党。郑超麟认为，沈定一终于下决心与共产党分手，与杨之华嫁了瞿秋白不无关系。当然，郑超麟也强调，即使没有这件事，沈定一也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这就意味着：瞿杨之结合，对沈定一的向右转，并没有实质性、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种看法则颇为不同。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是国民党中统的“老特务”，1928年19岁时进入中统，直到59岁退休，在中统一干40年。此书是他回忆文章的结集。书中的《瞿秋白“就义”之谜》一文，有这样的叙述：“瞿、杨之结识，是在‘上海大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杨之华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但那时她已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沈定一（玄庐）的儿子沈剑农（引按：应为‘龙’，下同），同在‘上大’读书。‘上大’师生的思想都很前进，校风开放，所以瞿、杨的交往不大避人耳目。等到二人发生恋情，同学间就纷纷传扬，沈剑龙也有所耳闻。某次，沈剑龙走过瞿秋白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嘻笑声，推门进去，见杨之华坐在瞿秋白的膝上。杨见他进来，急忙站起来解释：‘正在和瞿老师排演话剧。’沈剑龙将她按回原位：‘你们继续排演吧！’说完掉头就走。隔了几天，沈剑龙在寓所请瞿秋白和几个‘上大’同学吃便饭，沈定一夫妇也在座，酒至半酣，沈剑龙站起来说：‘之华和瞿老师相爱，我理当成全他们，今天请诸位做见证，我把之华交给瞿老师。’说完将瞿、杨二人的手拉在一起。这一幕突如其来，大家为之怔住，沈定一夫妇更怒气冲冲，愤而退席。次日，沈、杨离婚，瞿、杨结婚，瞿、沈结为朋友关系，三则启事并排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社会人士诧为奇闻。此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事。这段故事，初见于‘中统’外围刊物‘社会新闻’（丁默邢主编）上，后来笔者又从沈剑龙口中证实。”而沈定一“只因受了这幕三角婚恋的剌激，才一怒而投身到反共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行列。”
关于杨、瞿、沈三人关系的重组，万亚刚所说与杨之英回忆颇有不同。万亚刚虽然声称从沈剑龙口中得到“证实”，但那番绘声绘色的叙述，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说沈定一投身“西山会议派”，完全是替儿子“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就意味着沈定一转变的责任，要由瞿秋白来负。但这实在更有商榷的必要。
沈定一的转变并非特例
在考察沈定一从左向右的转变时，首先应该看到，这种转变并非一种特殊事例。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后来其实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在脱离共产党的同时也脱离了政治，即离共但并不反共。有的，则在脱离共产党的同时，彻底倒向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内坚决反共的所谓“极右派”。这方面，与沈定一最有可比性的，是戴季陶。1920年，戴季陶与沈定一一道，参与了中共的创建；1925年，戴季陶则与沈定一一道，加入了“西山会议派”。在反共方面，戴季陶表现得比沈定一更典型。另一个例子是陈公博。陈公博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7月则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1922年陈公博即自行脱离共产党，1925年则加入了国民党。汪伪时期，陈公博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汪伪政府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陈公博当然也不会不反共。早期共产党人，后来脱离共产党，或者甚至转而坚决反对共产党，应该从思想观念方面找原因。这原因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当初参与创建共产党或加入刚成立的共产党时，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很清楚甚至很不清楚，待到比较地明白了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后，才意识到这种主义自己并不能信奉，甚至认为应该坚决反对。另一种原因，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方式、共产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路向，令自己无法接受、难以认可。有的人离共或者反共，是第一种原因驱使，有的人则是因为第二种原因驱使。当然，两种原因共同起作用的情形也会有。像戴季陶、沈定一，恐怕就是两种原因都起了作用。
所以，认为沈定一投身“西山会议派”完全是替儿子“冲冠一怒为红颜”，那是一种过于庸俗化的理解。应该把沈定一的由左向右，首先理解为信念的转变。萧邦奇在《血路》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从许多方面来看，1925年3月孙中山因患癌症去世，对沈定一及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影响，可以说类似于雷峰塔的崩塌对杭州人民及其环境的心理冲击。作为指引革命方向的路标，孙中山在革命者心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沈定一来讲，从1923年受孙中山的指派访问苏俄，到1924年底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作宣传员，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如今正如路标的消失使得行人失去方位一样，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也给沈定一提出了认同和方向问题。”＇8＇美国人萧邦奇的这本书，时有隔靴搔痒之处，但这番话或许说得还算到位。与孙中山接触并受到信任，是使得沈定一抛弃共产主义而信奉三民主义的重要原因。
1928年8月26日，沈定一从衙前出发，到莫干山拜会在那里避暑的戴季陶、朱家骅等人。这时期，沈定一仍在家乡，为家乡农民的命运操心。上到莫干山，据说也是为与戴季陶等人商议农民问题。28日，沈定一一早即动身下山，返回衙前。傍晚时分，汽车驶近衙前车站。此时大雨滂沱。车停下，沈定一下车、出站，突然三声枪响，沈定一应声倒地。杀手更趋近过来，又补了许多枪，沈定一身体多处被洞穿。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沈定一因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而被刺杀。但这种说法其实并无坚实的根据。这次刺杀仍然是一个谜。
沈定一一生最值得一说的，是在家乡从事的农民运动。“文革”中，他在家乡的墓被炸毁，尸骨被抛诸荒野。——毁墓鞭尸者，并不是城里来的“红卫兵”，是他家乡的农民。
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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