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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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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露出他的心事来,但是心管不住脸,正象土拦不住种子往上拔芽儿。藏着心事,脸上会闹鬼。

她呢,在结婚后也认识了许多的事,她晓得了爱的完成并不能减少别的困难;钱——先不说别的——并不偏向着爱。可是她反过来一想呢,他们还都年少,不应当把青春随便的抛弃。假若处处俭省,等年老的时候享受,年老了还会享受吗?这样一想,她觉得老年还离他们很远很远,几乎是可以永远走不到的。即使不幸而走到呢,老年再说老年的吧,谁能不开花便为果子思虑呢。她得先买个冬季用的黑皮包。她有个黄色的,春秋用着合适;还有个白的,配着个天蓝的扣子,夏天——配上长白手套——也还体面。冬天,已经快到了,还要有合适的皮包。

她也不愿意告诉丈夫,而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们都偷偷的详细的算过账,看看一月的收入和开支中间有没有个小缝儿,可以不可以从这小缝儿钻出去而不十分的觉得难受。差不多没有缝儿!冬天还没到,他们的秋花都被霜雪给埋住了。他们不晓得能否挨过这个冬天,也许要双双的入墓!

他们不能屈服,生命的价值是在创造。假如不能十全,那只好有一方面让步,别叫俩人都冻在冰里。这样,他们承认,才能打开僵局。谁应当让步呢?二人都愿自己去牺牲。牺牲是甜美的苦痛。他愿意设法给她买上皮包,自己的大衣在热烈的英雄主义之下可以后缓;她愿意给他置买大衣,皮包只是为牺牲可以不买。他们都很坚决。几乎以为大衣或皮包的购买费已经有了似的。他们热烈的辩驳,拥抱着推让,没有结果。及至看清了买一件东西的钱并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勇气与相互的钦佩使他们决定,一不作,二不休,爽性借笔钱把两样都买了吧。

他穿上了大衣,她提上了皮包,生命在冬天似乎可以不觉到风雪了。他们不再讨论钱的问题,美丽快乐充满了世界。债是要还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况且他们并非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他们作梦都梦不到买些古玩或开个先施公司。他们所必需的没法不买。假如他们来一笔外财,他们就先买个小汽车,这是必需的。

冬天来了。大衣与皮包的欣喜已经渐渐的衰减,因为这两样东西并不象在未买的时候所想的那么足以代替一切,那么足以结束了借款。冬天还有问题。原先梦也梦不到冬天的晚上是这么可怕,冷风把户外一切的游戏都禁止住,虽然有大衣与皮包也无用武之处。这个冬天,照这样下去,是会杀人的。多么长的晚上呢,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去吃咖啡,不能去散步。坐在一块儿说什么呢?干什么呢?接吻也有讨厌了的时候,假如老接吻!

这回,那个小疙瘩是同时种在他们二人的心里。他们必须设法打破这样的无聊与苦闷。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得买个话匣子。

话匣子又比大衣与皮包贵了。要买就买下得去的,不能受别人的耻笑。下得去的,得在一百五与二百之间。杨先生一月挣一百二,杨太太挣三十五,凑起来才一百五十五!

可是生命只是经验,好坏的结果都是死。经验与追求是真的,是一切。想到这个,他们几乎愿意把身份降得极低,假如这样能满足目前的需要与理想。

他们谁也没有首先发难的勇气,可是明知道他们失去勇气便失去生命。生命被个留声机给憋闷回去,那未免太可笑,太可怜了。他们宁可以将来挨饿,也受不住目前的心灵的饥荒。他们必得给冬天一些音乐。谁也不发言,但是都留神报纸上的小广告,万一有贱卖的留声机呢,万一有按月偿还的呢……向来他们没觉到过报纸是这么重要,应当费这么多的心去细看。凡是费过一番心的必得到酬报,杨太太看见了:明华公司的留声机是可以按月付钱,八个月还清。她不能再沉默着,可也无须说话。她把这段广告用红铅笔勾起来,放在丈夫的书桌上。他不会看不见这个。

他看见了,对她一笑:她回了一笑。在寒风雪地之中忽然开了朵花!

留声机拿到了,可惜片子少一点,只买了三片,都是西洋的名乐。片子是要用现钱买的,他们只好暂时听这三片,等慢慢的逐月增多。他们想象着,在一年的工夫,他们至少可以有四五十片名贵的音乐与歌唱。他们可以学着唱,可以随着跳舞,可以闭目静听那感动心灵的大乐,他们的快乐是无穷的。

对于机器,对于那三张片子,他们象对于一个刚抱来的小猫那样爱惜。杨太太预备下绸子手绢,专去擦片子。那个机器发着欣喜的光辉,每张片子中间有个鲜红的圆光,象黑夜里忽然出了太阳。他们听着,看着,抚摸着,从各项感官中传进来欣悦,使他们更天真了,象一对八九岁的小儿女。

在一个星期里,他们把三张片子已经背下来;似乎已经没有再使片子旋转的必要。而且也想到了,如若再使它们旋转,大概邻居们也会暗中耻笑,假如不高声的咒骂。而时间呢,并不为这个而着急,离下月还有三个多星期呢。为等到下月初买新片,而使这三个多星期成块白纸,买了话匣和没买有什么分别呢?马上去再买新片是不敢想的,这个月的下半已经很难过去了。

看着那个机器,他们有点说不出的后悔。他们虽然退一步的想,那个玩艺也可以当作一件摆设看,但究竟不是办法。把它送回去损失一个月的钱与那三张片子,是个办法,可是怎好意思呢!谁能拉下长脸把它送回去呢?他们俩没这个勇气。他们俩连讨论这个事都不敢,因为买来时的欣喜是那么高,怎好意思承认一对聪明的夫妇会陷到这种难堪中呢;青年是不肯认错,更不肯认自己呆蠢的。他们相对愣着,几乎不敢再瞧那个机器;那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块心病。载一九三五年四月《文饭小品》第三期

敌与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洼会象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拚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作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浑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作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象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惨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作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的随便请长假。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一般的来说,这并无可耻。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听明白了没有?”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他没脸回家。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们的头上。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们消灭了世仇的邻村,他们想,虽然他们未必就去帮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拦阻日军的进行,或给日军以什么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来打他们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直觉得以为日本人必不能不这办,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邻村,除了这些希冀与思索,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准备。

逃难的男女穿着村渡过河去,两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战事的实况,也就深恨残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邻村,他们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边的人准得遭殃,无疑的!至于邻村遭殃,他们自己又怎能平安的过去,他们故意的加以忽略。反正他们的仇人必会先完,那就无须去想别的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好一些日子,他们没再开打,因为准知道日本不久就会替他们消灭仇人,何必自己去动手呢。

两村的村长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样招待日本兵。这并非是说他们愿意作汉奸,或是怕死。他们很恨日本。不过,为使邻村受苦,他们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诉鬼子先去打河那边。等仇人灭净,他们再翻脸打日本人,也还不迟。这样的智慧使两位年高有德的村长都派出侦探,打听日本鬼子到了何处,和由哪条道路前进,以便把他们迎进村来,好按着他们的愿望开枪——向河岸那边开枪。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还离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侦探准知道村长要说什么,所以赶紧补充上:我并没发昏,我揉了几次眼睛,千真万确是他们两个!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据张村长想,错过必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张荣的命饶在里面?在李村长的心中,事实必定恰好调一个过儿,自然不能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办呢?假如允许他俩在村头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个办法。可是两村的人该怎么想呢?呕,村长的儿子可以随便,那么以后谁还肯去作战呢?再一说,万一李全进了张村,或张荣进了李村,又当怎办?太难办了!这两个家伙是破坏了最可宝贵的传统,设若马上没有适当的处置,或者不久两村的人还可以联婚呢!两村长的智慧简直一点也没有用了!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庄稼而暂停战争的时候,杨树上总会悬起一面破白旗的。现在他俩在杨树下,谁也没法子惩治他俩。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的心是铁的,可是铁也有发热的时候。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那不英雄。手里也不拿武器,村长不能失了身分。他们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来不少,全带着家伙。村长不怕危险,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说,不来看看这种奇事,死了也冤枉。

张村长看二儿子满身是血,并没心软,流血是英雄们的事。他倒急于要听二小子说些什么。

张荣看见父亲,想立起来,可是挣扎了几下,依然坐下去。他是个高个子,虽然是坐着,也还一眼便看得出来。脑袋七棱八瓣的,眉眼都象随便在块石头上刻成的,在难看之中显出威严硬棒。这大汉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可是往前走了两步,大概要去看看昏倒在地的李全。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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