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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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先声。①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力。②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然视之。①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了。②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机活动（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③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141，430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①只要是特别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刊引起公众注意。②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年》，第34—40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页。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和周天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页。　
①　1856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55—64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84—185页。　
①　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二十多万支、击发枪数十万支、机枪约五十挺、各种口径的大炮一千二百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上海》12，第211—215页。1885年8月26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①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4、17页。　
①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页。　
②　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　
③　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第14页所载1904年12月20日的上谕。其详细说明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第20—24页，1909年11月11日的上谕。　
①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页。　
②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①　《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②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③　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到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辑第104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1958年）第213—267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④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第258—280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