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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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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显了。①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几个除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民主政制”。①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持战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至1908年之间，至少有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社当作桥梁。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
同盟会之与秘密会社合作，主要是为了接近对当局不满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潜在革命力量的农民。在此方针下，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出现的农民起义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更有所发展。大部分起义开始时只是地方问题占主要地位的小运动，但缺粮、通货膨胀和高税额（常常是为兴办新学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许许多多地方上的问题，因而也几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地方性的叛乱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运动。只有拥有地方组织和有一定数量农民参加的秘密会社才得天独厚地处于直接指导这类运动的地位。寻求秘密会社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寻找接近地方势力的捷径”。①他们没有想出获取民众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会社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的手段。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发展到农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现出具有日益加强的内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们是中国境内最活跃和最强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义在华中和华南全面爆发。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起义，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须从四个省份派军队去进行镇压。矿工和其他工人也参加了方圆约八百平方英里的萍浏醴地区（即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和醴陵）的农民队伍，起义者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在江西，有几个革命学生在不知道东京有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下，企图网罗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于一个组织，来发动一次群众运动。在两省交界的湖南一侧，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较轻。经济要求是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样一致了。在江西，满洲人被攻击，因为他们向洋人献媚。在湖南，有一些象“灭清护洋”和“铲富济贫”的老口号。有一个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集团有着明显的传统，另一个集团却号称“中华共和国政府”，它许诺给予自由和平均地权。①各地起义仍由地方领导，主要由地方问题引起；学生仍不能与秘密会社建立持久的关系。
同盟会约用了两年时间致力于加强它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并通过它们去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但是迄无成效。爆发了无数次起义，只有少数是由同盟会指导的，较多的起义由秘密会社领导，但绝大多数起义则没有明确的上级组织。江西的经验是典型的。虽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经济苦难的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们的运动与农民联系起来。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在浙江，农民起义“几乎总是完全脱离革命运动的”。②
学生激进分子所以不能与秘密会社结成同盟，并通过它们与群众结成同盟，原因并不简单地在于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证实，不论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或是秘密会社，都不代表某个单独的阶级或某种单一的观点。③有些秘密会社并不是一贯反满的，也不是一贯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绅士、商人、地主或官员领导。的确，在解释秘密会社与知识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动时，学术界的意见着重指出，秘密会社的虚弱与知识分子的清高态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①
秘密会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分歧，也有着共同利益。问题是它（他）们都不代表群众。
这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拥有特殊身分，因为他们受过国外的教育。他们赞成由“有大决断的人”对老百姓进行“训导”，这本身就是他们有此要求的明证；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众。大部分人留在国外大城市，当他们在中国时，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不象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群众。例如，绅士经常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这说明传统的社会精英与平民建立关系时困难要比近代社会精英少，因为后者发现自己与城市商人、华侨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农民或游民的共同点。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
这种情况可从广州地区得到证明，对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州三角洲，革命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涌现在农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发的和传统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大城镇的秘密会社。例如，三合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围，并不扩大到农村的农民那里。“民军”首先在农村地区、村落和小城镇组成。它们最初的形式是民团、氏族武装和村社自卫团。它们逐渐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并与官军交战。当它们超越农村和集镇而向较大的城市中心发展时（因此容易被动员起来搞超过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会社提供了进行组织、联络和协调的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军”终于与同盟会接触，并且在广州（也许还在其他重要城市）与它合作。但到那个时候，许多农村青年已经回转家乡了。①
总之，在广东省，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是农村的严重动乱，而革命派与这种动乱只能建立暂时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来说是最低限度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区发展新组织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参加现有组织的农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会社提供的联系则要多得多。同盟会提不出能吸引农民的坚定的土地政策。的确，它赞成的是农民不愿意资助的那种现代化纲领。它还缺乏组织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从来未能充分利用秘密会社已经创造的接近群众的机会，也从来未能找到一个比秘密会社更好的中间人。它更不能直接与群众联系。
当革命派真与一个秘密会社联系上了时，他们又往往不能与普通会员接触。在运动初期，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并积极参与最初几次暴动的秘密会社会员与其说是一般会员，不如说是会党领袖，这些人“受过教育，相当富裕”。②在浙江，与革命派紧密地在一起活动的两个秘密会社都由小绅士领导，其中一个会社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兰金的说法相当恰切：在诸如此类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对待群众，“与其说象对待信徒，不如说象对待军队”。③
象绅士阶层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那样，绅士和革命派这时都设法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会社。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07年（约在4月）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其目的是要团结长江中游一大片地区的秘密会社。它代表了同盟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抗议派，一方面反对孙中山把力量集中在华南，一方面也反对共进会领袖们认为的那种过分关心理论和知识分子影响太大的现象。该会最初的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同盟会会员，其内部组织则仿效同盟会。创办人是强烈反满的，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其他部分则不很热心，特别是对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热心。共进会会章采用了同盟会的前三点，但把第四点“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这个明显例子说明同盟会的思想意识为什么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众所接受。该会的领袖们声称，“地权”之所以被改为“人权”，是因为“人权”对秘密会社成员更有吸引力。但农民则发现“人权”二字神秘莫测。一个参加者的回忆说：“共进会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①
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许多共进会领袖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不舒服。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义不同。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②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1908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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