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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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共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至1907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②这些报刊彼此之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会被〔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独立’必将深入人心。”①
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①
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①还得补充一点，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②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