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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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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玛丽？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3—111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页（其中有271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①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页（陈天华：《警世钟》）。
①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页。
①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页。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页。
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的时候。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的确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1905年8月，经过十年零星的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中国同盟会。①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同盟会在1908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1911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①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1904年）之际满人实行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①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业者（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会员。①
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因为梁启超在1905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至1911年杂乱无章的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孙中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烙印。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①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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