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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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到追求他们的一己之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与近代企业发生关系，这类倾向也日益严重，直到它们开始形成中国式的工业发展时为止。
③　确实，国家只制订了极少数规章，而且经营商业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汉密尔顿：《商人和现代化：对中国商业看法的变化》，手稿，伯克利，1975年12月。）但是，缺乏明确的规章并不等于没有控制，而是有大的指导方针（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①　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中曾加以讨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年》（哈佛大学，1956年博士论文）。　
②　《中国经济研究大全》（日文），第1册第185—187页。　
③　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第3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08页。　
①　卡尔森：《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第84—92页。　
①　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第49—78页，特别是第75页注1，它表明，在1884—1893年间，轮船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却有增无已。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40—42页载有李金镛的一篇小传。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第11、13页。　
②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第24—26页。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卷17第24—26页；卷19第3—6页；卷29第30—31页。　
②　关于这种离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详见洗宝干编：《佛山忠义乡志》，卷4。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1册第573—574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72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79—591页。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公牍》，卷12第15—16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张孝若编），第1册第14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92、613—620页。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6月2日和20日。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页。　
①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131页。引文载《刘坤一选集》（中华书局），第2册第883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卷5第41—43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43—44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4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56—57页。
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很难说究竟是由于官僚的控制还是资本的不足，才使清末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更大的压抑。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本（不管是来自政府外部或政府内部），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官僚控制所产生的那种窒息企业的影响。
自1873年以来曾号召公开征股，但结果不好，因为商人们对官方提倡者的用心采取戒备态度。
然而，大约1900年以后，许多这类筹款运动能成功地筹集大量资本。舆论的改变使得投资者愿意提供资本了，但条件是公司要商办。中央政府也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以帮助增强公众的信任。尽管国家的这些措施往往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但是它们还是适应了私人投资者求取法律保护的要求。
不过，促使公众越来越给予支持的最大动力还是新世纪日益高涨的政治气氛。大城市的重要商人团体组成了自己的商会，以进行一些政治运动，如抵制外货，或者要求中国人参加外国人主持的上海工部局。①这些出于爱国心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关注，不久就集中在外国对中国工业的控制这一经济问题上。既然政府看来不愿意或者无力防止外国人的控制，所以有政治觉悟的商人和绅士现在就以此为理由来积极推动创办私营公司。这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规模和力量，因为爱国主义因夹杂着私人利益而得到加强。
私营铁路和经济民族主义
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是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铁路财政和铁路建筑的权利。②近代工业虽然在开始提倡的时候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时却正落到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国家宁愿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保持对一切实际上快成为外资企业的徒具虚名的控制。在对这类事情进行争论时，各省绅商积极分子把商办变成了政治问题。他们的抗议不再属于经济性质，而是政治性质的了，“商办”在抗议声中被看成是保全国家经济实力以对抗外国侵略的行动，而国家的创办却被看作是与西方银行家相勾结的行径。完全独立的、无留难的、不受本国政府和外国人控制的私营企业，就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国家却认定，铁路不象纺织工厂，它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不能让私人企业家去经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之不足，但是官员们一定得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粤汉铁路首先对张之洞的见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战。1904年，广州七十二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领袖组织了好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要求把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财权还给中国人。这些权利业已由中国政府授与一个美国组织——美华合兴公司。在汉口，张之洞支持甚至煽动了一个同样由商人和绅士领导的恢复利权的运动。使地方感情突然爆发的表面原因是铁路建设迟延了，以及美华合兴公司占有的、数量足以控制铁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经认可就被卖给了比利时辛迪加组织。不过，造成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纯粹是对外国特许权和贷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在1905年内，美华合兴公司的控制权又被美国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复权运动从参加了几十个群情激愤的集会的成千上万商人、学生和绅士那里获得如此声势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会发生地方叛乱，所以它不得不强迫美国人接受赎买的协定。
广东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地方税来建筑铁路。地方绅商领袖大力倡议私营铁路以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反应是逮捕绅士领袖和商人领袖各一名。但是这个行动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1906年初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店员重新活动了起来；他们在前些时曾参加过许多恢复利权运动的集会，但是他们后来退出了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问题的争论。现在，少数几个主张铁路私营的领袖一经岑春煊指责，他们的反官办的行动反而大白于天下，并且深得民心。接着召开了几次集会，或者通过决议对省抚之计划征收附加税表示遗憾，或者组织支援代表团去访问被监禁的领袖，或者保证募款资助成立一个私营铁路公司。①
清末近代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征股来吸引民众的支持，因为股票价值太高。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征股活动，但每股的票值都高达一百两。当时一个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三块银洋一月（约合二两三钱银子），而此数足以养活一个小小家庭，所以一百两银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年的这些集会攻击了这种一贯的高昂价格，坚决认为建造铁路所需的巨额款项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们通过决定，主张发行一种可以分期摊付的低面值股票。他们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约合四两银子）的办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这甚至使贫寒学生也能认购。在1906年2月共筹集到第一期认股款1，648，788元。这次运动计划筹集二千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它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的示威。1906年4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同年6月21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①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77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①从1901年开始，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