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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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于1897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年1月24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甚至连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此番谈话也感到惊愕，以致在他的日记中称之为“狂甚”。②
同时，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年提出的变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首先，政府必须自觉地以明治时代的日本和彼得统治下的俄国作榜样。为了学习这些榜样，皇帝应采取三个重要步骤。第一，他应大誓群臣，表明咸与维新之意。其次，在午门设上书处，旨在缩短缓慢的官僚机构途径，从下层直接发现人才，了解思想。最后，为了绕过全部现存的官僚机构，应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详细制订制度上的应兴应革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总起来说，康有为的策略是一个大胆的号召，它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维新派助手们的手中。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奏章的反应显然是很热烈的；当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里时，他命令总理衙门将康氏论维新的作品送呈上来。此后，康有为在送呈他的变法条陈的同时，还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其他有关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历史的著作。这样，1898年初春，早在康有为首次被召见以前，他的思想轮廓已为光绪帝所了解了。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用组织学会的办法将士大夫动员起来，以贯彻他的主张。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广东同乡中间创立粤学会。两个月以后，建立了闽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它们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维新的士大夫组成的。同时，康有为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两个其他团体：经济学会和知耻学会。
当康、梁及其同伴们重振变法维新运动的旗鼓时，与1895年的情况一样，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会试。数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和俄国分别侵略山东和满洲，京师充满了紧张和义愤。康有为又想到发动这些举子和绅士官员在京“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于是便和有志于维新的御史李盛铎一起，组织了保国会，在4月12日首次集会。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同样性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了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川会。①
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不同于强学会之处在于表达学会宗旨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动人辞藻。强学会后面的推动力是开始觉醒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这种意识由于使用老一套的爱国主义语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强学会的宣言以及此后的各种宣言就包含有这样的语言。例如，学会的目的仍是“自强”，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名词。但在成立保国会的宣言中，这些老一套的爱国主义语言已为新的动听的言辞所代替。该会的目的是保全国权、国地和国教。这些新名词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自1895年以后的三年中，民族主义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发展。
可是保国会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证明并没有更多的成就，尽管在会员方面它看起来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强学会只有三十名会员，而保国会有一百八十六人。但是它没有得到强学会曾从政府上层得到的那种支持。没有显赫的姓名出现在它的花名册上。而且，当保守派开始进行攻击时，它几乎还没有开始活动。康有为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强调清朝的利益，这使许多人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祸心。很快，一份题为《驳保国会议》的小册子得以流传开来。御史们倡议弹劾该会。一场反对保国会的运动被组织起来了。在这种攻击下，甚至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也参与了弹劾以保护自己。在此期间，大多数举子在4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这样，只举行了三次会议，维持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保国会很快便销声匿迹了。①
这个团体的命运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围绕着康有为在北京的变法维新运动发展起来的敌视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为的追随者及其敌对者之间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在湖南也达到顶点；对手们的一个主要策略是上诉中央政府，根据他们提出的关于维新派在湖南种种活动的报告，对维新派提出这样那样的控诉。结果是，对于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来说，康有为和他的伙伴们现已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集团。当康有为带着他的全部非正统观点和激进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时，气氛确实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康梁集团关于变法的条陈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以变法为国是。6月16日，康有为被召至宫廷，首次陛见。在这次长达几小时的陛见中，他强调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许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紧接着陛见之后，皇帝给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一个特殊职务，并且享有不用经过原有途径而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特权。由于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变法运动进入了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新阶段。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上谕，试图以空前规模大力推行变法维新。在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中，诏令体现了自强运动的强化。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为此目的颁布了许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业中心设立邮政局；按月上报预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至于军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训练现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所有这些都由各省当局负责。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就，表现出自1861年以来以点滴方式进行的教育改革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两个最重要的有计划的改革是：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包括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为考试的新标准，来取代以书法和刻板的八股文为取舍的旧标准；在首都建立京师大学堂，在各省设立各种高等和初级学堂，外加军事的和工艺的学堂。
8月后期起，清帝进一步加紧了他推动改革的活动，开始改造政府机构。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门和几个督抚所辖的地方衙门都被废除。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们删汰旧例和编定新则的命令。在政府中决策的新顾问被指定了。9月13日光绪帝宣布他的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①
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绅士…官僚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这些建议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康有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变法的总的方向和方法的条陈，而且于此后上呈皇帝的二十一件奏摺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继续阐述了他的思想。
不过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施。他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用。他关于经济革新的大多数建议，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书中得到了体现。但是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绪在9月中宣布准备讨论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这样，当夏季消逝时，光绪的改革运动日趋激进，并预示了最后要对帝国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改造的前景。①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修改考试制度之举使帝国广大文人有失去晋身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则例之举，威胁了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许多现存的军队。指派年青的维新派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重要政府机关担任虽然低级但很关键的职务，再加上新条例规定士人和官员均可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破坏宫廷中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变法方案的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蔑视皇太后的权威，直接威胁她的权力和她最宠信的太监的命运。最后，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月15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28页。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09—512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②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44—350页。施雷克：《1898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1960年）第50—64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78—216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305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①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②比起这些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③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