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4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
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诚然，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的活动余地。①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和朝廷是休戚相关的。首先，他们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此外，帝国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种组织体制，使他们能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这样，显赫的地位、经济利益和权力犹如绳索围绕着帝国的政治中心把绅士绑在一起，他们虽然和地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挣脱不开这根绳索。
这种利害关系的联结，由于有以三纲之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的思想纽带而得到加强。除了要求个人忠于皇帝之外，这种学说还在人们思想中树立了一种宗教式的天道观，即相信王权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这些思想束缚的约束下，绅士不但成为支持帝国政治统一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也充当着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坚决保卫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与督抚的力量一起增长的。这就使清末的所谓地方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二元性质。只要绅士象上面所说那样仍然效忠不变，督抚的地方势力是不能过分越轨的。保守的绅士能够制约地方官员的自治，他们也能削弱官员们的革新能力。这就是1895年以后三年中间湖南省发生的事情。
十九世纪后期的许多时间内，湖南绅士和其他地方的绅士一样，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再三地与威胁着要急剧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湖南绅士为了保存传统的秩序，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和反对太平军。在1860年以后的三十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传教士向内地发展的也是湖南的绅士。确实，在1895年以后的几年里，湖南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士大夫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开始接受许多督抚已经倡议了几十年的事物：自强式的变革。同时不应忘记，大多数士大夫还具有自强运动提倡者所持有的变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认为变革应在中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永远不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当维新派从事于威胁这些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活动时，湖南的绅士立即撤消合作，并对维新人士发起无情的攻击。湖南维新派的失败说明，虽然到十九世纪末变革已经开始，但变革的程度远不足以象二十世纪头十年进行的改革那样改变绅士的基本社会政治倾向性。中国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各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与国家的制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进行激进的改革非常困难，而且使受到日本启发的由省到中央变法维新的路子几乎没有希望。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89—225页。　
①　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223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1—182页。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3—138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26—129页。又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4页。　
③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3页。刘易斯：《1896—1898年湖南的维新运动》，载《中国论文集》，15（1961年）第62—90页。又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7—138页。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56—196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13、138—139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3—186页。　
张　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25—128页。　
王　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01—133页。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见《湖南历史资料》，Ⅰ（1958年）第80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9—197页。另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载《湖南历史资料》，Ⅲ（1958年）第98—108页。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42—145页。也可参见苏舆：《翼教丛编》，卷5第14—18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3第30—34页；卷4第183页。　
①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第51页。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1—83页；卷5第12—13页、14—18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1页；苏舆：《翼教丛编》，卷3第14—25页。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3第80页。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5第12—13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5第1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页。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62—164页。
1898年的灾难
当维新运动在湖南失败时，1898年初春它却在北京又时兴起来。这次复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危机。1897年11月德国人进入山东占领胶州湾和青岛港口。俄国人紧接着在12月派遣炮舰进入旅顺港。他们把控制山东和满洲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努力，触发了1898年初列强普遍争夺租借地的活动。这一阵掠夺领土的行动使中国有被瓜分为外国殖民地的危险。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阴影笼罩下，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恐惧的气氛之中。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意识驱使康有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开始他的变法活动。1898年初，康有为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前的上书不同，新的请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列始料所不及的和决定性的发展，使康有为密迩政柄，使他的变法运动几乎获得成功。这些发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央政府内部围绕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这两个主要人物出现了权力的新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继续在幕后操纵。所有奏摺仍须送到皇太后居住的仪銮殿，供她批阅。她也准许光绪帝处理日常政务，但是对诸如指派军机处和六部等大臣这样的大事，她仍保留决定权。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在象中日甲午战争和争夺租借地等危机事件期间，当他入宫接受指示时，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见，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①
引退中的慈禧的权威依靠着这样几个因素。作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亲。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很难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权力有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同治是从父亲（咸丰帝）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人的光绪，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废黜他于后。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还来自这样的事实：朝廷中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赐并效忠于她。从光绪名义上开始亲政的1889年起到他失去政权的1898年为止这段时期，军机处的组成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对清朝历史的简短回顾就足以看出，几乎每个新皇帝上台时，军机处都要进行大改组。而光绪帝在1889年执政时却没有这样的大改组，这是意味深长的。事实上，在1889年以后四年，五名军机大臣仍是慈禧摄政的最后几年中指派的。从1893年起，新增了几名军机大臣。从那一年到1898年9月总共委派了十名新军机大臣。有的是在这整个期间始终其事，有的只是暂时的。大多数官员是通过慈禧的恩典而上来的，除了作为老师和心腹顾问的翁同龢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亲光绪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显宦地位也得主要归功于皇太后，1889年他说过，如果没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简言之，协助皇帝作出重要决策的高级官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的人。这就是慈禧在所谓引退时仍然掌握实权的真正原因。①
在迫使光绪忠顺和服从时，慈禧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满，因此产生了紧张和冲突，这些又因两人之间的其他差别而加剧。首先在年龄上，1895年光绪二十四岁，慈禧则为六十。另一个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观点方面。确实，光绪接受了大量的传统教育，但是1889年当他开始“亲政”时，他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响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荐下，年青的皇帝对《校邠庐抗议》很感兴趣，这是1860年前后冯桂芬写的关于改革的论文集，他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学知识。然而，光绪对新学的兴趣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赞同的范围。在1891到1894的三年中，他在宫中跟同文馆的教师学习外国语言。1894年，他阅读陈炽和汤震等变法维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年，他的另一个师傅孙家鼐说，皇帝和他一起讲论了李提摩太所翻译的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①
也许部分地出于皇太后对光绪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惊恐，她于1895年决定，除了传统的中学之外，停止他在师傅指导下的学习。但是这一禁令事实上不能阻止他对西学的强烈兴趣。皇帝的思想观点必然与皇太后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1889年以后在两宫之间逐步发生的不和，在宫廷内和政府中出现了派系斗争。其大部分发展情况仍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因此历史学家很容易曲解它的意义和性质。首先必须记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宫廷政治大漩涡中，帝后之间的对峙只是一股成长中的潮流。在研究这时期的宫廷政治时，必须防止只用这种对峙来解释所有的派系斗争。也必须反对简单地把两宫之间的派系斗争同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思想冲突等同起来。事实是，慈禧太后作为朝廷中的实权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数官员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有各种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温和派都在内。确实，站在皇帝一边的大多数官员是倾向维新的。但是诸如翁同龢和汪鸣銮等帝党人士，并不一定比通常认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员李鸿章和荣禄更具有维新的思想。事实上，直到1898年初，帝后之间的对峙才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时之前，所谓帝党只是一个未定型的小集团，代表分散的亲帝的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闻名的文廷式和汪鸣銮，虽然和翁同龢很密切，但是这些人的相互关系既不总是那么密切，也没有作出深思熟虑的努力去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加之，当时两个派系之间的界限并不象1898年春天以后那样泾渭分明。例如，翁同龢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帝党中领袖群伦的人物，但从未反对过皇太后。直到1898年夏他任职的末期，他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调和而不是制造两宫之间的不和。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亲帝并不一定反对皇太后。①
然而，当康有为在1897年冬回来再度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时，局面开始变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亲帝情绪逐步具体化为羽毛丰满的一派，派系冲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使朝廷因激进的与温和的改革问题的争吵而发生两极分化。虽然康有为因1895年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上书要求变法而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但在朝廷内还有几个官员对他的爱国热忱和丰富知识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荐举给皇帝。而将康有为引入帝党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高级官员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点方面的重大变化对年青的皇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更增强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强烈的维新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疑虑。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他毕竟是一个有一番雄心壮志的高级官僚，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进行着权力斗争。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胜他的对手。①
此外，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年那样表现得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在此以前，他的变法纲领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孙家鼐和张之洞等温和的维新派所容忍；这些人对康有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大胆的政治主张有很深的印象。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全部内容揭晓时，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惊恐，于是与康的立场分道扬镳。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为举荐给皇帝，他们早已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康有为于1897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年1月24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