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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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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ǎ�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④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的小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①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②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①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证。②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③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34、277—283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页；卷79第1—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页。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页，特别是第260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页。
① 王辏г耍骸断骁猜ノ募罚�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5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3页。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第48、56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89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518—519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页。
②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页。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页、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洋务运动》，第6册第153—154页。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第51页。《海防档？天险》，第212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57页。
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630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07、554、665、666、865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54—56、76—78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第992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9、1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44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第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第21页。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第9页。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8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页。陈炽：《庸书》，卷8第1—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45页。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12—120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7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39、144、147页。
①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期第1—2册（1970年），第373—42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页；卷8第53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页。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6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第21—23页。陈炽：《庸书》，卷7第4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3—684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① 《洋务运动》，第1册第11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1—3页；卷4第9页。
② 《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1—2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页—26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74、863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4—15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页。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8—19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页。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3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①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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