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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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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①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清。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李鸿章热衷于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①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②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当时，中国海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其内容有如下述：
（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年7月3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完全是一项表态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翻译并编辑的英文译本，第83页。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8页。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7页。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对华政策》，第70—71页。在作出决定以前，内阁曾举行五次长会进行讨论。
② L。K。杨：《1895—1902年英国对华政策》，第91页。英国只愿承认它在中国有利益范围，不承认有势力范围。
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年9月的宫廷政变，它一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禄及启秀等其他保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2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10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①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①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为儒家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进步分子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敝。随着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当时正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庄；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动在1900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1804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之内就可完功。义和拳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兄”。称洋人为“大毛子”，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①
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能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因为他们排外，他们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组织都具有这种思想。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组织则大部分是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当义和拳拳民于1900年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②然而，在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秘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挑起的骚乱负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1897年被杀害（德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毓贤后来于1899年3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官府的支持给他们壮了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朝廷奏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①
当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王、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思想禀告给慈禧太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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