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中国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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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此举目的在于通过所谓“国有化”，强化其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管辖”，以最终实现对钓鱼岛的侵占。无论日本政府如何辩解和粉饰，都掩盖不了这一行径的实质是在拿别人的东西进行“买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行为是荒唐的，也是非法的，并且注定是不可能得逞的。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径，根子在于日本一些势力对军国主义侵略罪责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实质是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战后对日安排和亚太地区秩序的蔑视和翻案，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和挑战。从日本处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中，丝毫看不出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有真诚的悔意，反而暴露其想通过制造与邻国的摩擦，找回因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蒙受的“损失”和颜面的用心。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当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发挥政治智慧，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两国邦交，使中日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今一些日本政客却逆时代潮流，做着破坏中日关系根基的事，着实令人愤慨。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至关重要。我们奉劝日本政府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在钓鱼岛的一切侵权行动。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日本在钓鱼岛的任何图谋终将失败。（《人民日报》2012年9月11日作国：国纪平）

日本政府亟需回归诚实与理性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徐剑梅、丁宜）　万顷东海怒波汹涌，惊涛昼夜不息地拍打着令普天下华夏子孙共同牵挂的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

从今而后，钓鱼岛每一天的气象变化，将通过荧屏传入神州大地每一户人家。

钓鱼岛是中国的！这华夏子孙共同的声音，从今而后将更加响亮地传遍世界。

日本对钓鱼岛的“买”与“卖”，注定是一场自编自演、非法无效的闹剧。这一挑衅丝毫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性质，同时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野田政府不仅单方面背弃了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搁置争议”的默契，甚至声称中日根本就不存在领土争端，对两国领导人当年的共识矢口否认，这是令人震惊和无法接受的历史倒退。

野田政府这种倒退，严重挤压了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外交空间，对中日关系、日本社会气氛及日本未来走向，产生了多重毒害。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近日公开批评，日本外交理应秉承理性和诚实，以史为鉴，不能无视大局和原则。但野田政府所作所为，却距离“和平外交”越来越远。

理性和诚实，首先需要建立在以史为鉴、诚意接受历史教训的基础上。67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书面接受盟国所有要求，其中便包括放弃其“以武力或贪欲攫取的土地”。显然，日本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是对二战结果的公然否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不论中国还是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可能容忍日本否认二战成果。

这场“购岛”闹剧，不仅深刻暴露了日本政府的不理性和不诚实，也令人回想起上世纪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的沉痛教训。当年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并非一朝一夕的突变，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极右势力如同无人拘管的野驴，从军部到内阁再到操控社会舆论，不断积蓄非理性能量，最终冲昏整个大和民族的头脑，给邻国和世界，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

如今，在这场“购岛”闹剧中，野田政府非但不思约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极右翼政客，反而出于国内政治利益考量，与其一唱一和，对右翼势力百般纵容，日本政坛甚至出现希望冲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危险倾向。韩国《中央日报》12日发表的社论指出，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特色一直是东北亚安全与和平的威胁因素，日方需要找回理性。

战争，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日本社会，虽然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教育的缺失，对日本侵略罪行严重缺乏了解，但绝大多数民众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因为他们的先辈当年饱受战争之苦，对战争的悲惨景象有着深刻记忆，懂得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但是，中国保持理性，日本不断挑衅，这样的“和平”决不可能长久。理性与克制，需要双方相向而行。日方现在的表现高度危险，政治上的非理性也必将危及双方经济关系。去年，中日贸易额达342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作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一旦双方经贸关系恶化，日本正在谋求的经济振兴势将蒙受沉重打击。

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政府珍视老一代中日领导人“搁置争议”的战略智慧，珍视来之不易的40年中日友好大局，同时也决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日本能否回归理性，做出正视历史、富有远见的选择。

钓鱼岛是中国的！任凭日本政府和右翼如何兴风作浪，都改变不了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李白诗云：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此情此景令人向往。终有一天，钓鱼岛将在祖国怀抱中展现“鱼笑”之景，碧波万顷的东海将重温“相亲”之情。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

钓鱼岛位于东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东，台湾省的东北，是我国最东端的岛屿。钓鱼岛距中国福建省东山岛约190海里，距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0海里，距琉球群岛的与那国岛约78海里。钓鱼岛指的是一组岛屿，除主岛钓鱼岛外，还有黄尾屿、赤尾屿、北小岛、南小岛、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岩礁濑）等岛礁，散布在东经123°20′—124°45′，北纬25°44′—26°00′的海域中，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

钓鱼岛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闽台渔民的重要渔场。人所共知的“埃默里报告”认为，东海陆架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通过先占取得主权。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经被中国人民发现、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完整记载了中国渔民在此海域的航线。限于当时的海况等自然条件和造船等技术条件，只有中国军民可以利用季风前往钓鱼岛，从事航行、避风、在附近海域捕鱼、在岛上采集等经济性开发利用活动。在1895年前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平稳地行使这些权利。

提到钓鱼岛，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国。

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向明、清朝贡，明、清两朝均派遣使臣对琉球诸王进行册封。钓鱼岛位于前往琉球必经的航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诸王，均以这些岛屿为航海标志，所记《使琉球录》等官方文书，详细记载了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航海经历，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史实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的范围。中国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利用钓鱼岛。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发现即先占，先占即意味着取得领土主权。因此，中国通过先占取得了钓鱼岛的主权。

中国政府有效统治和管理钓鱼岛，巩固了主权。历代中国政府都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采取开发、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统治。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明、清两朝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1562年（明朝）《筹海图编》、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均有清晰规定和标示。史实说明，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管理钓鱼岛，有效行使和巩固了对钓鱼岛的主权。

二、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不成立

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所谓法理依据主要有二：一是所谓无主地先占，二是所谓时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论。

国际法上先占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种无主地，乃是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明朝时起便由中国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尽管这些岛屿因环境险恶，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无人岛并非无主岛。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朝野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档案以及官员的公文、信件，皆记载和证明了这一点。如，当时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答复，明确言及这些岛屿已被清国命名，日本政府的觊觎之心“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钓鱼岛既不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也不存在什么“先占”。“不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的所谓“先占”是恶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产生国际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据是所谓“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通过所谓“时效”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

国际法上所谓领土的“时效取得”，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反对论者完全否认时效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认为这种说法“徒然供扩张主义的国家利用作霸占别国领土的法律论据。”

肯定论者则将时效认作一种领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务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

国际司法实践从未明确肯定过“时效”是一种独立的领土取得方式。至于“足够长的一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国际法并无50年或100年的定论。

姑且不论“时效取得”的合法性，仅就其关键要素而言，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和反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对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设置灯塔、日本政府将灯塔“收归国有”和从所谓钓鱼岛土地民间拥有者手中有偿“租借”，以及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标注有钓鱼岛领海基线的海图等官方行为和官方支持的民间活动，都进行了抗议，特别是外交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不论时间的长短，都不能取得合法的权利。

三、日美协定不能赋予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规定，三国的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务使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仅再次确认《开罗宣言》的上述规定必将实施，更将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1951年9月8日，日美将对日作战战胜国的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的地理的境界》（第27号布告），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份布告所确定的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日本政府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美国政府也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对于美日之间私下签署的没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合法政府参加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在1951年9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据此产生的“托管”和“归还”，将钓鱼岛裹挟其中，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成为中日领土之争的根源。《旧金山和约》及其他相关规定，无权涉及和决定中国领土的归属问题，不能产生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法律后果。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国所谓从日本取得对钓鱼岛的行政权，以及将钓鱼岛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也是没有国际法效力的。

四、结语

日本的领土范围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确定，但“二战”以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停止动作。先是毁掉岛上的中国标记，再对诸岛重新命名，在岛上修建机场等设施。近年来，更以所谓“民间行为”为先导，企图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再以“租借”、“接管”等所谓“政府行为”，渐进式铺垫占据钓鱼岛的法律基础，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鉴于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和侵占行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所谓“政府行为”，既无合法依据，也不构成国家权利的行使，自始即无法律效力，今后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渔猎、开发、生产，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2009年，中国海监执法船开赴钓鱼岛，既是依法行使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执法，也是中国行使对钓鱼岛主权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2010年10月3日　作者：贾宇）

国际法理不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