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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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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不断向她保证，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饭了，也向她保证，是的，我会在伤疤上抹大黄汁和白糖，让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他边听边点头，拐杖放在腿上。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他啧啧有声。我没说到伽兹体育馆的处决，也没提及阿塞夫。他问起拉辛汗，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当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况时，他严肃地摇摇头。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博。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边缘兜圈。
兜圈终于结束了。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索拉雅放下她的调羹，转向她父亲，“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什么，索拉雅。”我说，拉起她的手，“没什么，将军说得没错，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她说。
“没关系，”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雅对索拉博的沉默也难以忍受。在巴基斯坦的国际长途电话线上，我曾听到索拉雅为索拉博准备的一切，游泳课、足球、保龄球。如今她走过索拉博的房间，投入的一瞥只见到书原封不动地摆在柳条篮里面，测量身高的标尺上没有刻痕，拼图依然散开，每一块都让人想起生活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让人想起那个尚未盛放就已经凋谢的梦。但她并不孤单，我对索拉博也曾有过梦想。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出租车天线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汉的污秽帽子上。有一天我走过艾迪斯面前，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每天在萨特街和斯托克顿街的十字路口弹奏手风琴，我见到在她脚下的手风琴盒子上也贴了美国国旗。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哈桑去昆都士。关于那次旅程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欢树的阴影下轮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赛谁能把瓜子吐得更远些。现在丹·拉德（2）、汤姆·布罗考（3）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铁的人都在谈论昆都士的战役，那里是塔利班最后的阵地。那年12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齐集波恩，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始了一个也许有朝一日能够终结他们祖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苦难的进程。哈米德·卡尔扎伊（4）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开始参与到阿富汗的计划中去，除了有心为故国略尽绵薄之外，也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任何东西都好——来填补楼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我过去从未如此热心，但当有个名叫卡比尔的前阿富汗驻索非亚大使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进行一项医疗计划，我答应了。那个小医院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有个小小的外科手术组，治疗那些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难民。但由于缺乏资金，它倒闭了。我成为那个计划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面，给遍布世界各地的人发电子邮件，申请基金，组织募捐活动，还告诉自己把索拉博带到这儿是正确的事情。
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发上，腿上盖毛毯，看着迪克·克拉克（5）主持的电视节目。当银球抛落，彩纸将荧屏变成白色，人们欢呼亲吻。在我们家，新年的开始跟上一年的结束一样，沉默无声。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她很想念他，也担心他在那边的健康状况。我们执意要她搬过来同住一阵子。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快乐。”卖风筝的人说，接过二十美元，把那个风筝和一个缠着玻璃线的木轴递给我。我向他道谢，也祝他新年快乐。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博站着的地方，他仍倚着垃圾桶，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风筝，又望着我。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流下他的脸庞。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在马来西亚，人们用风筝来捉鱼。”我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他们在风筝上绑钓鱼线，让它飞过浅水，这样它就不会投下阴影，不会吓走鱼儿。在古代中国，那些将领经常在战场放飞风筝，给他们的人传讯。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给他看，“这根线也没问题。”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索拉雅在帐篷那边望着我们，她双手紧张地夹在腋下。跟我不同的是，她已经慢慢放弃了亲近他的念头。那些问而不答的状况、那空洞的眼神、那沉默，所有这些太让人痛苦了。她已经转入“待命状态”，等着索拉博亮起绿灯。等待着。
我舔舔食指，将它竖起来。“我记得你父亲测风向的办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尘土，看风将它吹到那儿。他懂得很多这样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说，“西风，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点雨珠，双脚磨地，什么也没说。我想起索拉雅几个月前问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我告诉她我也不记得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爸爸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棒的追风筝的人？也许还是全喀布尔最棒的？”我一边说，一边将卷轴的线头系在风筝中轴的圆环上。“邻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风筝的时候从来不用看着天空，大家经常说他追着风筝的影子。但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么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几只风筝飞起来，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里拿着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得一个人把它放起来了。”
我左手拿稳卷轴，放开大约三英尺的线。黄色的风筝吊在线后摇晃，就在湿草地上面。“最后的机会了哦。”我说。可是索拉博看着两只高高飞在树顶之上的风筝。
“好吧，那我开始了。”我撒腿跑开，运动鞋从水洼中溅起阵阵雨水，手里抓着线连着风筝的那头，高举在头顶。我已经有很久、很多年没这么做过了，我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出洋相。我边跑边让卷轴在我手里转开，感到线放开的时候又割伤了我的右手。风筝在我肩膀后面飞起来了，飞翔着，旋转着，我跑得更快了。卷轴迅速旋转，风筝线再次在我右掌割开一道伤痕。我站住，转身，举头，微笑。在高高的上方，我的风筝像钟摆那样从一边荡到另一边，发出那久远的“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那种总是让我联想起喀布尔冬天早晨的声音。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有放过风筝了，但刹那之间，我又变成十二岁，过去那些感觉统统涌上心头。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双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后。
“你想试试吗？”我问。他一语不发，但我把线递给他的时候，他的手从口袋伸出来，犹疑不决，接过线。我转动卷轴把线松开，心跳加速。我们静静地并排站着，脖子仰起。
孩子在我们身边相互追逐，不断有人跌在草地上。现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曲旧印度电影的音乐。一排老人在地面铺开塑料布，跪在其上做下午祷告。空气散发着湿润的青草味、烟味和烤肉味。我希望时间能静止不动。
接着我看到我们有伴了。一只绿色的风筝正在靠近。我沿着线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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