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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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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我很为你感到难过，”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1）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我说。
他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我转向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我喜欢你这间房，”我说，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缠着绷带的手腕，“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没有回应。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木无表情。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树下面……”我降低声音。索拉博再次望着窗外，我挤出笑脸。“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停顿，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白痴，“反正，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你会喜欢吗？”
索拉博闭上眼睛，将手臂放在它们上面，有淤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我们从这里开始，”我说，第一次想到，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我清清喉咙，读了起来。“请听索拉博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我开始了，“话说某日，罗斯坦自躺椅起身，心里闪过不祥之兆。他忆起他……”我给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轻的斗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妈妈，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甚名谁。我合上书。“你想我读下去吗？接下来有战斗场面，你记得吗？索拉博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吗？”
他慢慢摇头。我把书放回纸袋，“那好。”我说，为他终于有所反应而鼓舞。“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你感觉怎样？”
索拉博张开口，发出嘶哑的嗓音。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他舔舔嘴唇，又试一次。“厌倦了。”
“我知道，纳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他摇着头。
“怎么了，索拉博？”
他一边缩着身子，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颓然坐倒在椅子上。一道阳光照在床上，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就在那一瞬间，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它像极了哈桑的面孔，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祷、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将它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厢的哈桑。
他慢慢摇着头。“厌倦了一切事情。”他重复说。
“我能做什么，索拉博？请告诉我。”
“我想要……”他开口，身子又是一缩，把手按在喉咙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东西。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紧紧绑着的医用绷带上。“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他喘息说。
“哦，索拉博。”
“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爷在花园玩，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盖住双眼，“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哪里，所以我望着自己双手。你原来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来的生活。我在同一个院子玩耍。我住在同一座房子。可是那些草已经死了，我们家房子的车道上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车，油污滴满柏油地面。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索拉博，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正在死去。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只剩下你和我。
“我没办法给你。”我说。
“我希望你没有……”
“请别那么说。”
“……希望你没有……我希望你让我留在水里。”
“别再那么说了，索拉博。”我说，身子前倾，“我无法忍受再听见你那么说。”我碰他的肩膀，他缩身抽开。我放下手，凄凉地想起我在对他食言之前的最后几天，他终于能够自在地接受我的触碰。“索拉博，我没办法把你原来的生活给你，我希望真主给我这样的力量。但我可以带你走。当时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你有前往美国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签证了。真的。我保证。”
他从鼻子叹出气，闭上眼睛。我要是没有说出最后三个字就好了。“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我说，“也许最后悔的事情是对你出尔反尔。但那再也不会发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我乞求你的原谅。你能做到吗？你能原谅我吗？你能相信我吗？”我降低声音，“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脑里一闪，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取笑他，问他愿不愿意吃泥巴证明对我的忠诚。而如今，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应得。
索拉博翻过身，背朝我。很久很久，他一语不发。接着，就在我以为他也许昏昏睡去的时候，他嘶哑地说：“我很累很累。”
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直到和奥马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博的眼睛。现在那光芒不见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我寻思要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博的微笑，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病房，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博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索拉博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他也没有拒绝。当绷带拆开，脱去病服，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孤儿。他能有什么选择呢？他能去哪儿呢？所以我当他同意了，可是实际上，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与其说是同意，毋宁说是由于他心灰意懒、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从方方面面看来，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倘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坪，我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查尔斯·勃朗森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你啦，老兄。”他说，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会被谴责，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7个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个温暖的日子，我们回到家里。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尔达的朝阳。”我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我亲吻她的耳朵。
随后，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领他进去，他坐在床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现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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