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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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文；》夹克，戴着无《；人；》边便帽，眼镜挂《；书；》在鼻尖上，有块镜《；屋；》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他放低声音，“我求过塔利班，跟他们要钱，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数多得记不清了，他们只是转动念珠，告诉我他们没有钱。没有钱。”他冷笑。

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没提起午饭。

他站住，转向我：“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几乎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干净的水。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负荷过重，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我祈望你没有说谎，老爷。可是……也许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意思？”

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

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转动。“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

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

“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吓坏了。”

他送我们出去。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他站在门口，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

【注释】

（1）Abdul　Rashid　Dostum（1954～　　　　），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2）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

（3）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诗人。

（4）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

第二十一章

我们过河，向北驶去，穿过拥挤的普什图广场，从前爸爸常带我到那儿的开伯尔餐馆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只是大门上了挂锁，窗户破裂，招牌上不见了“K”和“R”两个字母。

在餐馆附近，我见到一具尸体。那儿行过绞刑，有个年轻人被吊起来，绳索末端绑在横梁上，他脸庞青肿，寿终那日，他穿着残破的衣服，染着血迹。人们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默默驶过广场，直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目光所及，见到的总是一座尘雾笼罩的城市，还有生砖垒成的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法里德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在繁忙的街角相谈甚欢。其中有个金鸡独立，他另外那条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怀里抱着一根义肢。“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那条腿讨价还价呢。”

“他要卖掉他的腿？”

法里德点头：“在黑市可以卖个好价钱，足以喂饱你的孩子好几个星期。”

让我意外的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多数依然有屋顶，墙壁依然完整。实际上，它们保存完好。墙头仍有树枝伸出来，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区那样，到处是废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虽说偶有弯曲和弹孔，仍指引着方向。

“这儿不算太糟。”我评论说。

“别奇怪，现在多数重要人物住在这里。”

“塔利班？”

“他们也是。”法里德说。

“还有谁？”

我们驶上一条宽广的街道，两边是相当干净的人行道，还有高墙耸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后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脑，你也可以这么叫他们：阿拉伯人，车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德说，他指着西北方向：“那边的十五号街叫迎宾大道。他们在这儿的尊号就是这个，宾客。我想有朝一日，这些贵宾会在地毯上到处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说，“在那边！”我指着一处地标，小时候，我常靠着它认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过去说，记得在我们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粉红色的房子。从前，附近只有这座屋顶高耸的房子是粉红色的。现在还是这样。

法里德转上那条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烟花在壮观的桥塔上方绽放，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敬礼，还有巨大的桥索射向天空。小乌龟在车上颠来颠去，我们拖着木车，沿红砖车道穿出锻铁大门，全世界的领导人起立鼓掌，我们报以敬礼。我们是哈桑和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无人可以匹敌的探险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们丰功伟绩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车道，太阳晒得砖块色泽黯淡，砖缝之间杂草丛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回忆起儿童年代，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当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摔倒，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病玉米之墙仍在那儿，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有数处已然整块掉下。草坪变成棕色，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很多年前，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滴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车道左边，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我们该走了，老爷。我们会惹人疑心。”他喊道。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