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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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1922—1923（1）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