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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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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在刚好4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5。6万多人中，7000人被当场枪毙；2。2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16人、伤85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2）
那年6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65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4000名犹太人（只有4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1904—1905）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5000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谋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7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3）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100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将他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无证据证明绑架孩子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设施中，雇员只有700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
可以肯定地说，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灭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还力图争夺1英里赛跑的低级铜牌。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现在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据他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说，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重建其党卫军——他勤奋地抄袭“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稣会教祖——译注）规定的祈祷教令和精神锻炼的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他就觉得自己像没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谋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很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她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1。4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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