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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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2）

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3）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狠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盆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坐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3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之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极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M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M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作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位叫奥托·狄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20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为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看上去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罗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作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7时，从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令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下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面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消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凯旋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