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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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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泊隆爱少尉提到，自己的飞机在打虎山附近活动时曾被张学良部东北军击中，中弹十一发。
另一名浦中少尉更为夸张，其飞机竟然曾中弹二十三发，依然飞回。日军佐藤中尉记载，马贼（日军对义勇军的蔑称）十分狡猾，竟然将缴获的日本军旗放在林间，伪装失散的日军，诱使日机低飞突然发起攻击，若不是东北军缺少高射炮，仅有轻武器对空射击，日军损失会大得多。
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能感到，日军的飞机也并非无敌，实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
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凌河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
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假如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日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炸。10月8日，日军再次轰炸锦州。特别是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其实是日军侦察之余的顺手之作。这次侦察的参加者竟然是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登上一架法制“包特兹”飞机的后座，并带上了数枚炮弹改装的炸弹，侦察完东北军的阵地顺手投掷下去，就完成了这次轰炸；而第二次轰炸，是本庄繁下令进行的，8日晨，日军独立飞行第八中队长平田辰男少佐，率“八八式”侦察机四架飞抵沈阳，在长春以西宋家洼子机场与花泽友男大尉率领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会合，该队出动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和二架“八八式”侦察机，两个中队日机共载25公斤类型的炸弹计75枚。这批敌机飞行高度为1300公尺。飞行了约240公里之后，于13点40分到达了锦州，他们先后对锦州的东部和西北部进行轰炸，均遭到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
轰炸完之后，平田率队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的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因载油量少，航程短，中途至大石桥机场落地加油，18时飞回沈阳东塔机场。此战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指出日本在锦州的做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里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订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轰炸锦州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
一时，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的轰炸成了国际重大事件。而如果查看当时中方档案，也会发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飞机助战，是中方将领解释战斗失利的重要理由，他们普遍对日军的制空权谈虎色变。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这批法国“包特兹”飞机，日军根据谐音称为“保贞式”飞机，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广泛使用的机种。
日军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机正是东北军的装备，东北军的“包特兹”飞机至少有15架在“九一八”之夜于沈阳落入日军手中。
在“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狡猾地在沈阳举行了多台由艺妓主持的酒会，将许多不明事态的东北军军官诱入局中，造成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群龙无首。东北军航空部队也有很多军官被请到日本租界浪速通大街参加聚会，而适逢周末，在沈阳机场的东北军各型飞机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加上战斗开始后东北军上层下令禁止飞机升空，不准抵抗，结果东北空军主力被日军轻易全部缴获（国民党空军少将，当时的东北航空大队中队长金恩心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自己曾率12架飞机从沈阳飞回北平，但并无其他佐证，存疑）。
根据日方统计，东北军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的各型飞机，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包特兹”450马力战斗轰炸机，“高德隆式”水陆两用轰炸机；德制“容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八八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共计约两百架，其中可以即刻使用的就有六十余架，最多的是法国“包特兹”机，这是中东事件后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的新飞机。日军在使用东北军原来雇佣的俄籍工员检查试飞后，将这些飞机涂上了日本的国徽，将其改名为“保贞式”，广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则用于第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作战。
东北军飞机之所以受到如此集中而重大的损失，原因在于此前张学良指挥部队在北平勘定石友三叛乱，曾将大批飞机调到关内，石友三被平定后，张曾令在北平的飞机返回沈阳，却并未分散到东北各个机场，结果全被日军缴获。具有更强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飞机不过12架而已，制空权，本来应该属于东北军的。
被自己的飞机轰炸实在是件窝囊的事情。但幸而东北空军的官兵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在沈阳失陷后纷纷用各种方法返回关内，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空军，“七七”事变后大多数人参加对日军的空战。他们中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这名中国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就是原东北空军的成员。
有这样一批汉子，东北空军总算可以一出沈阳丢飞机的窝囊气。
九、燃烧的江桥
如果说东北沦陷期间，为人所知最多的抵抗作战，大概非江桥抗战莫属了。今天，在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用一面墙的长度写着：“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确具有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意义。
对于这次战斗，我方记录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
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防军果断切断桥梁并不顾上层的不抵抗命令，以约三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
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轮番猛攻，阵地失而复得，形成拉锯。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
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马占山将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马占山虽败犹荣，获得国人赞誉。
其实，江桥抗战还要加上一个前奏——早在10月16日，江桥就已经打起来了。不过，此时日方参战的是伪军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已被关东军委任为黑龙江省省长的张海鹏意图武力逼迫黑龙江守军让出江桥要隘，进而夺取省会齐齐哈尔。
结果，黑龙江守军果断还击，大败张海鹏。只是，这一仗并非后来大名远扬的马占山所打，而是由黑龙江省军署参谋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谢珂指挥的。当事变爆发时，黑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尚未到任、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谢珂将军亲率部队在江桥迎击，战斗中张海鹏所部前敌总指挥徐景隆触雷身亡，全军被迫后撤。见此情景，日军遂借口修桥直接参战，才有此后的战斗。
然而，日方的资料中，对江桥抗战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日方材料中，有大量江桥之战中拍摄下来的照片，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展示的是日军在战斗中的损失。
日方记录也承认在第一次嫩江桥战斗中，日军的最大成果是成功从马占山军的阻截中摆脱出来，退回出发阵地。
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顶住了日军的进攻，迫使其后退，这在东三省战场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江桥抗战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
从日军拍摄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双方拥有的兵力火力是不对等的。日军有飞机拍摄的轰炸嫩江桥副桥的照片，说明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空中力量。马占山军并无飞机，我方记录江桥阵地曾遭到日军疯狂轰炸，气急的马占山命令士兵躺倒后对空射击，结果击落一架日机。虽然马占山没有上过军校，但是这样的动作恰好是防空射击的姿势。日方也承认有一名叫作大针的飞行员被击伤，却没有提到飞机是否被击落。
而面对敌军如此攻势，马占山军的作战方式依然沿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模式——堑壕战。这显然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只能靠战士的勇气补足了。
而且，日军照片中还出现了一名阵亡的马占山军骑兵，根据日方记载，此人与普通抵抗战士不同，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风格——日方称其为俄罗斯人，并怀疑苏联曾经派人参战。
实际上，苏联人此时已表示严格采取中立态度，这对马占山等期望苏联支持的政界要员，无疑是冷水浇头。
也许，这名俄罗斯族战士，只是在诠叙一个概念——抗日战争是我们的国战。马占山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代表的是一种几年后才被表达出来的词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
由于黑龙江孤悬敌后，江桥抗战的真实情况难以为我方掌握，一手史料甚为稀缺。然而去实地考察之前，我在日本却找到了一册由日军随军画家虎藤夜舟1936年所绘的《满洲事变绘卷》，里面多幅作品展示的正是江桥之战的画面。
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作品，自然应该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赫赫武功。然而，这名日本画家却不由自主地在画面中记录了大量中国军人奋勇抵抗的形象。从这些画卷中，我们能够感到真实的江桥战场上，无畏的中国战士曾给了日军怎样的震惊。且让我们用虎藤夜舟在自己画卷《浜本支队的战斗之一》下方的一段记述，来重温这段历史吧——
十一月五日早朝，（浜本大佐率领的嫩江）支队开始攻击前进。但敌炮火配满战场，我方无协力之炮兵，因此死伤续出。加之，敌优势骑兵数团由我侧背近迫，支队完全陷于敌之重围，战况无乐观。各队忽进忽止，虽尽死力奋斗，战况终不如意进展。不久包围之战场暮色苍然。弹药缺乏，在酷寒饥饿之中疲劳亦忘。唯有在军旗之下官兵一致，以期全灭。死守阵地，仅有待增援队到来一线之望。
也许，他们从此才能够明白，这块土地上，并非哪里都是北大营。
这应该是对江桥战斗最好的纪念。
十、寒冬是中国人的朋友——“冻都”齐齐哈尔城下的死战？
齐齐哈尔在今天只是黑龙江的一个较大城市而已，但1931年，它是东三省最后一个陷落的省会。与沈阳和长春的不战而下不同，中国军队在日军紧逼黑龙江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负责黑省军政的马占山和参谋长谢轲，决定在齐齐哈尔设防抵抗。于是，齐齐哈尔，就成为一座枪口下的城市。在旧日本陆军恤兵部1933年出版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意外地出现了一张马占山将军所部黑龙江省防军阻击日军的照片。
由于日军不大可能深入到马占山将军所部背后拍摄照片，推测为从西方报刊获得的图片。
根据照片说明，这支中国军队，布防迎击日军的地点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富拉尔基。
11月7日，黑龙江门户江桥落入敌手，刚刚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的马占山将军发表宣言，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11月12日日军专门用于寒地作战的精锐部队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调至齐齐哈尔前线，其前线部队含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空军等多兵种，不计伪军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人，随即开始进攻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1931年11月12日开始，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外围三间房、大兴、富拉尔基、昂昂溪等地，为了保卫黑龙江省府，展开了激烈的齐齐哈尔保卫战。
应该说，黑省部队进行的齐齐哈尔保卫战开战前形势已经很不乐观。这是因为在江桥保卫战中，马占山部已经付出了重大牺牲，此时在齐齐哈尔外围兵力仅有五千余人，无飞机坦克等重武器。东北军在黑龙江本来兵力就少，主力两个旅都随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入关讨伐石友三叛乱，马占山仓促就任代省主席，此前不过是驻守黑河的第三省防旅的旅长，黑省内与其资历、声望相同的旅长就有四个，所以他对自己嫡系以外的部队调动能力有限。同时军阀出身的马占山亦不懂得动员群众为何物，仅仅依靠所辖兵员与日军死打硬拼。
马占山久在戎伍，以劣势兵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防御的阵势，有几分胜算应该心中有数。他这样做，是期待在能够迟滞日军行动的同时获得两方面的支持。首先，他期待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主力在辽南予以策应，迫使日军回援，以解黑省之困；其次，希望苏联能够加以干涉，阻止日军进入黑龙江省辖区。
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无论东北军主力还是苏联，都未能给马占山足够的支持。东北军在南线仓促布防，而张学良在不能获得中央支持的情况下缺乏反攻的勇气，力求“静待国联解决”，苏联则正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想在东方轻易开启战端。因此，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伤亡惨重的黑省部队只好撤出战斗，向海伦方向转移。11月19日，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沦于敌手。
然而，马占山部的抵抗作战中，有一个意外的朋友却给了中国军队巨大的帮助，这就是1931年奇寒的冬天。齐齐哈尔被称作“鹤城”，但在日军进攻的时候，这座城市气温达到了零下20度，却是名副其实的“冻都”。
尽管日军多门师团曾经有过寒带作战训练，但面对零下20度的低温仍然无所措手足。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日军出现大批冻伤人员，特别是其钢盔设计不合理，常把士兵的头皮和盔帽冻成一体，造成“钢盔头”病例。日军战史承认进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中共损失382名官兵，但此外冻伤失去作战能力乃至致残者多达996名。尽管为了保持士气，日军在对内对外报道中对这样大的非战斗损失轻描淡写，但也心有余悸地将齐齐哈尔的战斗称为“冻都之战”。此战后，日军有较长时间无法对马占山部主动发起进攻，而日军后勤部门则对防寒设备的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障其在寒区作战不再重蹈覆辙。
在看到日方伤亡数字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装备远比日军简陋的马占山黑省部队，也是在同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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