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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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二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记得的厉害多了。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臧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代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老萨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十、东京溥仪暗杀计划

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此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里如日中天，日方为了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溥仪甚至动起了利用日本皇室摆脱关东军控制的主意。然而，溥仪不知道的是，他这次访问却是暗藏杀机，根据日本最新披露的档案，在溥仪访日前夕，日本警方刚刚破获了一起针对溥仪的刺杀计划。　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东京新宿三丁目执勤的日本警察发现一名行人形迹可疑，携有武器，当即上前询问，对方支支吾吾之下夺路逃走。对这样的可疑人员日本警方十分警惕，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动荡之中，经常有崇尚“一人一枪解决问题”的危险人物出现。“正行社”“血盟团”等团体抓之不尽，日本首相犬养毅、浜口雄幸等先后倒在暗杀者的枪下，过几个月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永田铁山这样的军务局长，甚至连设计一个东京火葬场，也能导致设计师枪杀同行，所谓军国主义，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调动了起来。因此，这名掉头就跑的可疑人员立刻引发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个要刺杀要人的疯子。

在警方的全力追缉下，这名犯人不久落网，此人名叫小见山登，22岁，正式职业是日活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随后的审问让警方大吃一惊，这个貌不惊人的演员，竟然真的是一个暗杀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目标，则是即将访问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小见山登，1913年生于冈山，根据其供述，他曾经在东京读过大学，中途辍学到神户，靠拉洋片（日本的“拉洋片”和中国天桥的把式有点儿不一样，但性质相同，也曾风靡一时）度日，后来被日活映画公司看中，在几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不过，这个对艺术满有追求的小见山并不把演员这个行业当成自己职业的全部。他同时主持一个叫作“示心塾”的诗歌协会，并且开办了一个教室，专门无偿教授附近无钱读书的少年。

也正是因为这个教室，引发了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的注意。他们认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此人大有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党的嫌疑，而且对他一个演员如何有钱办教室很是怀疑。

因此，小见山登曾经一度被特高课列入危险人物监视。

然而，此后的一件事让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放了心——“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小见山登曾经强闯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拔刀进行威胁，气焰十分嚣张。（这一事件中方当即奋起反击，并引用国际公法，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小见山登等为首恶徒判处惩役）。

认识到小见山登的立场没有问题，同时调查到小见山登开办教室的钱来自于他作艺妓的情人，日本警方对他不免放松了警惕，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罢了。然而，没脑子的日本警方却没有想到，小见山登这种“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往往因为其狂热更容易出问题！

小见山登被捕后供认，他开办的“示心塾”实际是一个政治结社。在他和嫡系弟子冈岛等人的策划下，他们正准备在溥仪到东京访问时对其实施暗杀。暗杀使用的武器为冈岛搞到的手枪，这次小见山登到新宿就是去踩点的，因为溥仪访日期间预定乘坐敞篷车通过那里。

小见山登并供认，他们还计划火烧苏联和英国的大使馆。

根据日本宝岛社《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记述，在官方记录中，小见山暗杀溥仪的目的是，他认为东亚的和平系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而“满洲国”的存在，无疑将严重影响这种关系。所以，他筹划刺杀溥仪，以瓦解“满洲国”，平息东亚的战乱。因此，小见山登被轻松放过，并成为“亲华派都是麻烦制造者”的典型。战后，小见山登曾组织过十万人签名的活动，要求释放日本战犯，颇为活跃。其为侵华日军将领畑俊六撰写的图书至今还在日本Amazon上销售。

这种官方说法宛然将小见山登放在了亲华派的立场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说杀了一个溥仪是否可以瓦解“满洲国”，从小见山登此前持刀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来看，此人会有如此强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评论颇有些见地。对这次事件，该书举出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小见山登要实施对溥仪的刺杀，必须要有武器。搜查获得的手枪，是冈岛从偕行社获得的，而偕行社则称该手枪为展览品，被冈岛所盗窃。

似乎说得通。只是，同时“被盗”的还有这支枪的所用的子弹数十发。展品怎么可能带着实弹？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而了解偕行社背景的人，对此不会觉得很费解——偕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的俱乐部。

当时日本陆军中，正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认为目前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不够强势。其理由之一就是溥仪这个纯粹的中国人当“满洲国皇帝”，难以保障对日本的忠诚。他们的策划是利用溥仪无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的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日本皇室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为妻，日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改变“满洲国”皇家的血统。

无论溥仪还是溥杰，对日本人强塞过来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惧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经多次要给溥仪配日本王妃，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溥杰后来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颇为无奈。

其实，从家庭而言，溥杰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温和与修养，让一度试图以死抗婚的嵯峨浩深受感动，即便在战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对他的等待。然而，政治是政治，脑子遗留在封建时代的日军军官们，因此觉得娶日本王妃的溥杰会更让人放心一些。

于是，暗杀掉碍事的溥仪，就成为这些头脑简单的军官们最直接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想给日本帝国惹下麻烦，所以，如果案子由小见山登这样的“亲华派”来做，无疑是最理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别说是一支枪，就是飞机大炮，只怕冈岛也能给小见山登“偷”出来。

这一切只是猜测，不过溥仪确实曾经为日军试图推动溥杰继位颇为痛苦，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坦诚这一点让他和溥杰从小共患难的兄弟之情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小见山登的暗杀计划，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策。由于东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军上层并不愿意轻易在伪满政权内部做大的调整，以免引发不稳局势。所以，这次流产的暗杀，就被轻易甩到了历史的背后。

只是，并不知道这次暗杀的溥仪，不久后就得到关东军新的“建议”——建议溥仪认天照大神为祖先，以便进一步体现日满合作的精神。

这种事情，溥仪也只能捏着鼻子，“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因为后代引来暗杀也就罢了，连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仪心中怎样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一、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被定格在1937年7月7日，但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却一直在紧锣密鼓。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其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信息。

而其中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颇为引人注目，照片中中国女兵背靠军列，捆扎绑腿，一派战时气息。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一·二八”事变中所留下的照片。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抗战文献中最早出现女战士的身影，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面提到的照片，应该就是此时留下的。

第一批出现在近代沙场的中国女兵，居然是大学生，冯庸大学是何出身，竟然有如此举动？

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至交，绿林出身，曾任民初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达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七百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冯庸其人颇有些太子党风范，会开飞机（后曾在国民党空军高层任职），喜欢率性而为，爱好广泛，出手大方，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爱土情结，与张学良因为思想接近，颇为莫逆。他办大学全部免费，但却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面对内忧外患，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因此，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学生军的骨干力量。

由于其校教育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九一八”事变中，冯庸被软禁，日军将冯庸大学洗劫一空。后冯庸被劫持到日本东京，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逃离虎口。到达北平的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筹建学生军抗日。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由于冯庸办学时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军中有十余名女学生兵，被称为“抗日花木兰”。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这些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男女大学生，在战场一线做了很多工作，事迹广为传颂。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十九路军的宣传材料中，曾有一批冯庸大学女兵照片被刊载出来，当时十分鼓舞士气。不过，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题图照片相比，可以发现有两处不同：

首先，十九路军的宣传照片中，冯庸大学女兵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剪裁颇为合体。其次，这些女兵在做射击动作时并不标准，而且表情上带有战场上不应该有的轻松。

与之相比，题图照片中的女兵，头戴大盖帽，表情更为严肃。

这其实是拍摄背景不同造成的。

十九路军宣传材料中的冯庸大学女兵，实际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淞沪事变后，上海的抗战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著名电影制片人张石川因此派出摄影师，以重现当时情景的方式拍摄了大批电影胶片和照片，因此，这批照片属于摆拍。

然而，怀国恨家仇，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到战场并非镀金或摆姿势，根据历史记载，他们确曾深入前线，参加直接的战斗。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海军行动。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安全一些的任务。但是，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幸而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宋希濂率五二一团第一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在浏河打光。

于是，就有了战场上和摆拍中两种不同的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

没有证据表明冯庸大学的女生在浏河保卫战中曾在前线作战，但是，从日方发现的资料证实，她们确实参加了第二年的热河保卫战。在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三名学生兵在凌源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杨淑真的女学生军。

我方历史文献记载，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杨淑真等人大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