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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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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从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萨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萨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萨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不幸失败）。伊作衡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
伊作衡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忠汉”，一个起名“忠义”。其子伊忠义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民革主任委员。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
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当时化名魏忠诚，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大愚）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今年秋天，在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遗照和对他事迹的介绍。
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衡。
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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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七）可以查证的“中华救国团”成员名录
刘世恒（组织干事）
赵允卫（情报干事）
杨顺有（宣传干事）
张鼎卫（新生活运动实践负责人）
阮守兰（女生干事）
刘扼赢（文化干事）
杜部（北海道区负责人）
高士嘉（京都区负责人）
贾桂林（东京区负责人，兼）
张英责（广岛区负责人）
李金生（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
关奎述（福井高等工业学校）
陈国桢（京都大学农学部）
富德淳（京都大学农学部）
费殿寿（京都大学法学部）
褚惠贤（广岛高师）
殷明春（东京大学）
乔钟洲（第一高等文科学校）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
三、哈尔滨真的有个王一民
在《刘罗锅传奇》中饰演和绅的王刚老师，其大头、圆眼、常带一丝诡异微笑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让公众知道这位艺术家的存在，最初却不是从银幕上。早年由王刚老师播讲的两部长篇评书，曾经给很多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部是凡尔纳的《神秘岛》；另一部，则是描述东北抵抗运动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后一部评书，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王一民。
评书中的王一民，是一名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在日寇占领的哈尔滨纵横驰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但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成熟干练的斗争技巧，而且机智倜傥，武艺高强。不但评书中的塞上箫、卢淑娟等深受他的影响，连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把他视为偶像。这应该是描写东北抗战文学作品中刻画极成功的一个人物。不过，评书毕竟是评书，属于文学创作。所以，当萨在伪满洲国1933年编制的《歼灭共匪》中看到在“共匪大头目”的清单中“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心中的惊诧大约不亚于有人在八路军序列中找到有一个名叫李云龙的团长。
《歼灭共匪》并不是一份公开出版物，而是伪满洲国协和会1933年5月发行的机密文件，作为介绍共产党在伪满活动情况的参考资料，供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使用。
伪满洲国协和会，是由日本关东军的“智囊”石原莞尔一手缔造的伪组织。这一组织由日本关东军在幕后操纵，吸收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日军稳固在东北的占领地区，限制和消灭抵抗力量。说来协和会的成立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轶事。基于“以华制华”的思想，石原提出了在伪满建立伪组织的主张，受到日军上下一致的支持，不料迂延日久，却不见动静。奇怪的石原询问是怎么回事儿，负责的官员告诉他因为溥仪不同意，所以不好成立。石原觉得莫名其妙，说溥仪算什么，他怎么敢反对关东军的决定呢？对方说溥仪不是反对，是拼命反对。原因是你提出的这个伪组织叫作“协和党”，清王朝当初就是革命党人推翻的，他一听“党”这个字就反感得不得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石原听说原来如此，道，协和党不合适，改成协和会如何？
这样溥仪才算接受。大约，这件事是这个傀儡皇帝极少几次跟日本主子叫板的举动之一了。
《歼灭共匪》是一本约30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了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从苏联渗透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东北的分布情况等。其封面带有“机密”二字，加盖收存者的印章，并注明“以印刷代誊写”，说明了它的发行面之狭小。此文件目前在日本自卫队史料馆和大阪府立图书馆各有一册收藏。
在这册资料中，日方根据其特务机关掌握的情报，在多处以图表的方式罗列了东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王一民”的名字，出现在其描述中共满洲“省委”干部的一页，说明其为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难道在那个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曾有一个传奇的王一民存在？
答案是完全正确。
“王一民”确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曾在哈尔滨长期潜伏工作。只不过，他的身份在1933年并非满洲省委组织部长，而是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书记，并兼管满洲省委宣传发行工作，正是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那样，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奔走于吉林和哈尔滨，领导当地的工运学运工作。
他的真名叫作李维民，祖籍河北人，1906年生于吉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吉林党的创始人。“王一民”是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李维民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在吉林和哈尔滨工作期间曾向抗联输送过大批优秀成员。1935年春，他奉命离开哈尔滨去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后转入关内，“七七”事变后曾在山西从事武装斗争工作。1942年1月11日，李维民受组织派遣回到吉林，长期埋伏，以开估衣铺和纺织作坊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了苏军保卫局工作，并组建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10月和陈云接上联系。同年11月。中共吉林市委成立，他任市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鞍山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和市长等职。著有《地下烽火》一书。1976年3月25日逝世。
真实的“王一民”虽然并非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但其经历一样十分传奇。曾有文章这样描述过一次他在敌后工作的经历——
李维民到哈尔滨以后，顺利地接上了关系。有一天，李维民身穿西服，头戴礼帽，阔步走进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店。据地下党密报，这家药店经营有方，没有敌特背景。
伙计先看看李维民开出的大药单子，再看买主来头不小，赶紧将他让到柜台里面的账房坐下，点烟，敬茶，招待哪敢马虎。
“老客在哪儿发财？”
“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经常来。”李维民说的话很入耳。
伙计一听，喜在心头，忙请来掌柜。掌柜拿起药单，边看边点头。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双眉紧锁地说：“哎呀，你怎么买这么多氯酸钾呢？这可不太好办！”
此前满洲省委交给李维民一项任务，给珠河抗日游击队买五磅氯酸钾，准备做炸药用。这种化学品可用于医疗消毒，只能从西药房买，但是单买这一样，数量又这么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药房也决不肯卖。于是，他便根据游击队对于其他药品的需要，开了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夹在当中。
“我是大批买货，别的药也不少嘛！我们那边就缺这种货，多买一点也是怕以后缺货呀！”李维民说的句句在理。
“可是，这种药品……”掌柜将嘴凑到李维民耳旁小声说：“您从外县来，大概还不知情，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卖呀！”接着又压低声音说，“这个能做炸药！”
李维民立马板起面孔说：“你怎么这么说，咱们都是正经买卖人，以本求利，既然如此，咱们这单买卖就不好做了！”他边说边站起来，伸手想取回药单。
掌柜往后退一步，赔着笑脸说：“您别多心，本店在哈尔滨是有名声的。既然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呢？”
李维民一听，也把话往回一拉：“是呀，我在榆树县就听说贵号的名声，所以一下火车就直奔贵号，贵号总不能让我失望啊！”
“那当然……这事好商量，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李维民望着掌柜的背影，心里有些紧张。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下，使他的神经特别敏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掌柜去里间是去找管事的老板商量呢？还是去向日伪特务机关报告呢？他回头看看伙计和顾客，并无异常迹象，但他还是准备着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变故。
不一会儿，掌柜满脸堆笑着拿着药单向李维民走来：“氯酸钾如数卖给您，可是不能明来，发票上不能写明……”
“那没问题，”李维民点头说，“买卖是咱们自己开的，我说了算！”
药品很快备齐了，氯酸钾混在其他药品里，装进了箱子。掌柜吩咐伙计雇辆斗车，李维民付了钱，又和掌柜寒暄了一阵，离开药店。
回到住所以后，李维民又把氯酸钾重新包装了一番。第二天，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他把这批“药品”交给游击队交通员张石匠。
一个多月以后，张石匠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游击队在帽儿山附近给炸翻了。
其实，《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人物，并不仅仅王一民有原型，例如书中提到的王一民的战友李汉超，原型便是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今天“满洲省委旧址”就是当年他的家。和李维民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同，这名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1936年8月，在负责安东地区对敌工作时不幸被捕，因坚定不屈壮烈牺牲。和“王一民”一同出现在满洲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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