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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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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封信中,萨注意到此前已经有三封曾经作为伪满档案馆存件,在日军投降后被翻译回中文得以发表。包括——
《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致关内第八路军的联络关系信》,此信日方题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致共产第八路军的通信》(推定一九四○年)。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的报告》,此信日方题名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启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委员的状况报告书(一九四○年四月)》。
《中共党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拯民同志致康生同志》,此信日方题名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康生的信(一九四○年七月一日)》。
只是我方翻译此三封信的时候提到,这些信件是作为抗联文件,在魏拯民牺牲后,日军袭击其曾经居住的密营时缴获的。与史义军先生讨论后,推测如果此说为实,则在密营中的文件有可能是魏拯民留下的信件底稿。
以上三封信件由于其内容已经译出,此处不再赘述。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份文件,则似乎是此前国内学者不曾见过的,有可能是魏拯民将军殉国70年后的一批新发现。
新发现的第一封信,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为从优待遇部下干部、战士事,为派遣前往苏联者提供致远东红军总司令部相关干部的介绍信》,此信,魏拯民为抗联老弱伤员退往苏联准备的介绍信,原文为中文(日军写作“满文”)。其内容翻译如下——
致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远东红军部司令部诸负责同志:
本人谨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全体将士,向各位在巩固我们共同的革命大本营——苏联的建设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和火热的革命精神表示敬意。
我等在此前的数年间,于东南满地区坚持与日满匪众作战的详细情况,想来你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在这里且容我做一些重复的说明。
由于中朝民众对日贼巨大的义愤和抗日联军大部队的活动,使日贼不断遭到打击。狼狈而恼羞成怒的日贼,多次进行野蛮的归屯并户(即将我等活动的森林周围地区小村庄毁坏,民众全部移入大村,并设有重兵驻扎),并对一切经济用品进行统一管理(民众一年艰苦劳作所得收获粮食尽数被没收,对其他一切物资则为防为我所用采用票证制度)。这一行动持续之下,使我方用品补给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狡猾的日贼一面使用这种经济手段,一面阴险地施展其诱降手段,结果,使我部队内若干意志薄弱、政治上幼稚的人员归顺日贼,落入其陷阱被杀者有之,也有一些为敌奸计所惑,在日贼的威逼利诱下专门针对一切革命事业实施破坏。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几年的工作中,为敌弹所伤的同志,因身体原因无法随武装部队行动的人员,以及老年的同志,目前虽隐藏在森林中休整,但敌人却在前面提到的所谓“狗”的带领下,不但捕捉和残害我同志,而且通过经济封锁、完成交通网等手段,对我方残留的同志构成重大威胁。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他们送往贵方,希望(贵方)能站在中朝人民的朋友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接受。此处是对他们身份的证明。
特将他们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加入部队的履历记录如下:
某某姓名
×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
一九四〇年月日
杨靖宇牺牲后,鉴于第一路军面临的严峻处境,抗联上层已经在考虑将其残余人员撤入苏联境内,并曾派出人员入境专门寻找在当地坚持的魏拯民。但直到魏拯民的牺牲,双方一直没能接上头。从这篇文字来看,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上级联系的魏拯民,依据自己的判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身体力行予以实施,其才能和对指战员的爱护令人惊叹。
写的最晚的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给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朴德范的指示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原文为朝鲜文,内容包括:1。杨司令的牺牲是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2。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区域和干部改选;3。越冬准备中的后勤工作手段;4。对影响革命工作的人员,拟秋天开始送入苏联。
这封签署日期为1940年6月29日的文件,似乎是目前所知魏拯民将军在1941年3月殉国之前完成而能将内容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信件。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到抗联官兵在经过将近十年的苦战,特别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仍在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不屈的抵抗。
这封信原为朝鲜语,由于并未见到魏拯民将军通晓朝鲜文的记录,推测这是魏拯民将军口述,由第一路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代为书写的。使用这种语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收信人朴德范是朝鲜族,如此更方便其阅读。日军将这封信译成日语,目的如这部战史中所述:“是为窥知匪团弱点的贵重资料,希望可对讨匪工作提供参考。”(日军称抗日联军为“匪”或“共产匪”)
全文如下:
朴参谋长同志:
这一阶段尽管敌人残酷的讨伐接连不断,但我们排除了困难,安全而且仍在不断展开行动。由于联系断绝,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
现在,我们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面对去年的冬季讨伐,我军部队为了获得粮食和展开斗争工作而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其中,最令人悲愤难抑的是杨司令的牺牲。这实在是我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
今年春天召开的南满省委会议上,对于各部队今年的行动问题和干部问题,做出了决议。
与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地区和干部改选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活动区域为汪清,以罗子沟为中心,根据当地情况和环境灵活掌握展开活动。
关于干部改选问题,警卫旅由于李参谋今年叛变,今后由韩参谋(推测为韩仁和——译者注)领导。但实际上由于作战经验等原因,韩参谋不可能独立指挥如此大部队的行动。故此要求同志(日军推断此处的同志即指朴德范)兼警卫旅旅长的责任。
第十三团的政治委员一向从第三方面军派干部担任,但考虑到其活动地区现为警卫旅活动区域,故决定委任警卫旅第三团崔政委(日军推断此处的崔政委为崔春国,崔后来率部推入苏联,编入周保中担任旅长的抗联教导旅。崔后成为朝鲜人民军少将,在1950年7月的安东战役中阵亡)前往担任。
目前已决定任命安政委(推测为后来担任抗联教导旅一营政委,1947年病逝的安吉,当时他担任第三方面军十四团政委)担任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但是,同志在赴任警卫旅旅长之前,请务必与安参谋(安政委)将当前各问题的对应办法研究清楚,将工作完满交接,不留后患。
警卫旅面对的问题,领导上认为,在越冬准备工作紧迫的情况下,大部队的行动应绝对禁止。初步预定韩参谋随一团一起行动,同志随三团一起行动。
二、关于今年的越冬准备问题,请参照既往经验并在详查环境情况的基础上,传达将各部队分散成小队,各自解决粮食问题的命令。与此同时,应着眼于加强各小部队的责任性和推进积极的行动。
另外,对于目前队内政治上存在危险性者,因病或年老目前不能继续坚持革命工作者,请均利用本次秋季派往苏联,以期使准备工作的努力不受影响。关于将有关人员派往苏联的方法,同志等可直接指挥派送的责任人员,以小部队活动的方式前进越境。若有渡苏之可能,请从此前的派送人员中选择人选,尽速派送。本函另附介绍信一并送交于你。另外,如果人数较多,可分多次派送。
三、与陈指挥(日军分析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仍未能取得联系。
四、机关枪在携带困难的情况下,可于无危险的地点藏匿(但应在不影响攻击守备的范围之内)。
五、联络接关系时间为七月十五、十六日,八月十五、十六日,联络地点和详情由十五团通信员告知。
最后,祝同志们英勇奋斗!
六月二十九日
魏指导员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东北抗日联军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在承受了空前的野副大讨伐和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沉重打击,各部队之间联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魏拯民为首的一路军总部仍有全盘的工作考虑,仍在积极组织部队坚持抵抗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期待的“丧家之犬”。
可惜的是,魏拯民寄予厚望的这位朴德范参谋长,却未能坚持抗战到底。
应该说,朴德范在抗联中曾经是一员悍将,他1932年入党,1934年担任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连长、指导员。1936年3月任第二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参谋长。1939年7月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他是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最得力的部下和战友之一,因作战凶狠刁钻,被日军赋予“狼”的代号,与称为“虎”的陈翰章、“熊”的金日成并列,并在大讨伐中专门派遣第八守备队第四中队针对其本人穷追不舍(第一中队追陈翰章,第三中队追金日成)。魏拯民调他担任警卫旅的旅长,应该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干(抗联一路军编制中,警卫旅和第三方面军都是下辖三个团,但随总部行动的警卫旅显然更重要)。可惜的是,朴德范辜负了魏拯民的期待,他在1940年9月29日被俘叛变,后来成为伪间岛省特殊警察突击队队长。“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其后下落不明。
朴德范被俘的地点和第十五团团长“李永云”战死的地点很接近,我们甚至推测,会不会这里是朴和他预定的接头地点,因“李永云”的牺牲暴露,而导致朴德范的被俘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发给国际共产党中国代表委员的私人信件》,内容包括:1。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各项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对内有思想不稳定者逃走;2。魏拯民心脏病恶化,日益衰弱,希望有生之日能够顺利向后任者移交工作。
仅仅是翻译完成的信件,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魏拯民冷静、细致和老练的工作风格。
最后有一点值得考证——似乎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并无“李永云”其人。经过查看,推测是日军对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名字的错误记录。
李龙云生于俄国远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国内革命组织的送信、撒传单等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参加哈尔巴岭袭击国际列车战斗。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部警卫连机枪排排长。同年8月,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五团团长。1940年9月7日,率部在汪清县天桥岭东托盘沟与敌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李龙云携带的文件中有给朴德范的信,而朴德范正是几乎同时在这一带被俘变节。会不会是两人会合的消息被日军发现,故此突然袭击了东托盘沟,使抗联的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这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补充了。
十七、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曹亚范将军殉难地发现记
在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刊载了一些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的历史照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曹亚范将军遇难地就是其中之一。
曹亚范,是一个我们听来颇为陌生的名字。萨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记述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记录中,曾经提到抗联主力部队在最后时刻已经发现杨靖宇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活动在抚松地区的曹亚范率部紧急赶来救援,已经到了濛江境内的黄松甸子,可惜功亏一篑。
实际上,曹亚范是抗联第一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许因为杨靖宇的光辉太盛,使一路军其他将领不甚为人所知。说起来曹亚范出身很怪,如果冯仲云和于天放算是抗联里面的“清华帮”,则他应该算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北洋派”——曹亚范早年出身于香山慈幼院,这是民国著名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一手创建的。和另一名抗联悍将陈翰章一样,曹亚范在投身军旅之前也干过小学教员,只是那时他是接受党组织委派到吉林来工作的,他是“九一八”事变前就到东北开展工作的老党员,在抗联序列中,他与金成柱搭档,分别担任第二军第三师的政委和师长,把部队从两个团打到四个团。后担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作战颇为骁勇,屡立战功。曹亚范在1940年4月牺牲,比杨靖宇略晚,在东北战场上坚持抵抗了将近十年之久。
那么,曹亚范应该算是什么级别的将领呢?
为了壮大声势,东北抗日联军的编制比较大,有的一个军只有一两千兵力,所以常常让人觉得难以确定其级别。其实,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大多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部队编制有序,这中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除去统战队伍以外,东北抗日联军基层部队也按照连排班三级标准编制,一个连编制比关内部队略少,约60至80人。连以上按照骑兵编制不设营,直接设团,一个团含四到六个连,所以一个团的满编兵力大体在四百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团以上设师(军部有直属警卫旅,兵力大约也相当于一个师),通常一个师辖二至四个团,千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团。一个军则辖一个师(比如第十一军)到六七个师(比如谢文东的第八军就有六个师),从一千余人到八九千人不等,大体相当于八路军师旅之间。此外还有后勤部队,如被服厂等,尚不计算在内。
当然,这是在抗联发展比较稳定时期的数字,到后期抗联部队损失很大,周保中把所有撤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到一起,死活也编不满一个旅,就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了。
然而,单从人数上计算抗联将领的级别又不够准确。一个原因是在东北这个特殊战场作战,抗联多为骑兵(杨靖宇部多为步兵,是因为他进入山区作战时把马都送给老百姓了),一个骑兵的价值远比步兵要高;另一个原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受制于后勤补给,由于王明、康生的瞎指挥,造成抗联根据地建设程度不高,后期更是几乎丧失了所有游击根据地,很多部队不是被打光的,而是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遣散人员。因此,留在主力部队的抗联战士往往都是战斗力特别出色的。
以杨靖宇的部队为例,我方记载杨靖宇身边最后两个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冒险出去购粮,被汉奸出卖为日军包围牺牲。而在日本《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文献资料集成》(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中则记录,这两名战士仅靠两只驳壳枪和围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苦苦周旋,竟然鏖战了30分钟才中弹牺牲,而此前朱文范已经负了伤!
抗联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曾在日本发现记载,1939年11月2日,日军一个炮兵分队在金川县会头沟(我方记载为回头沟)被全歼。后来日军师团长亲往致祭的场面,藏于日本军官田村仕次郎的私人相册。
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曹亚范而言,他在第一军第二师担任师长时部下为一千余人,担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部队数量不详,但日军《独立守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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