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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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来看，“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其上标识：“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孙华三于十九日冒险摄峰公志”。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

东北的警察中，组织抗日的不在少数，有的虽然不如黄显声将军那样坚定，但最后以死殉国的结局仍然值得记忆——比如，这位原桓仁公安局长徐文海，曾经在抗战中一度叛降日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举旗抗日，在战败后被日军从飞机上丢下摔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极大的破坏，日军沿铁路线进攻，收缴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缴械投降。但由于黄显声预先在部分警察队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时间被日军缴械的东北警察多携武器投入抗日斗争。东北的14年抗战中，许多抗日领袖都出身于警察。例如，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均举起义旗，在东北各地奋勇抗战。抗战的东北警察部队指挥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邓铁梅。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组成八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五、苦战南岭

应该说，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反应并不慢，他们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苦战的味道。

尽管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最后时刻奋起抵抗，但由于当时大势已去，这种抵抗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九一八”事变中，第一次让日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战斗，发生在9月19日。在日军试图攻占被称作“南大营”的长春南岭兵营时，守军英勇迎战，和日军苦斗十个小时，让骄横的关东军在黑土地上付出了“第一滴血”的代价。

这一仗，日军不但付出了约两百名人员伤亡，而且参战的两个大队大队长均被击伤，一名佐官阵亡。

南岭，位于长春以南1。5公里。1907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处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时期，这座大营的占地规模约为30万平方米，其火炮可直接覆盖关东军控制的铁路，堪称东北防务的军事要地。张作霖曾多次派人来此视察。19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舟二十五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六七一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4000人（任玉山团2350人，穆纯昌团1370人，另有一个辎重营）。其中炮兵团拥有野炮36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所忌。

由于这支部队对日军控制的铁路交通线颇有威胁，因此南岭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计划中夺取的第一批目标之一。9月19日凌晨，日军利用驻防在长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向南岭发起攻击，守军在请示时，得到已经决心降敌的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主政吉林的张作相当时不在东北）的命令，要其不得抵抗。但日军攻入南岭兵营后，迅即占领炮兵第一营的营地，仅15分钟就将其所属16门大炮全部破坏。见此情景，守军义愤填膺，不肯接受不抵抗的命令，强夺军械库向日军反击。由于日军投入战斗的仅有数百人，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部队当即将进入营区的日军赶了出去，战斗打响了。

根据中方记载，南岭一战“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上午，进攻日军增加到两个大队，但仍然无法拿下南岭兵营，反而损兵折将。中午，日军驻公主岭的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三十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均以火车直送长春，加入对南岭的攻击。下午4时，南岭守军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后突围，日军始攻占已成一片废墟的南岭兵营。

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报道，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该报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在进攻南岭和宽城子时遭到的抵抗，文中提到，不计后来到达参战的骑兵部队损失，日军在此战中共阵亡63人，负伤119人，另有两人失踪。在该报当天的报道中，并提到这一天的战斗中还有从哈尔滨赶到长春参战的39名预备役官兵下落不明，虽未提及是否损失于南岭战斗中，但颇有可能。此战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阶最高的是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浦治，这名出身茨城县的步兵中佐，似乎是因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在战斗中轻易投降，而大意出现在第一线被击伤的。另一名日军大队长，即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鹿野新一郞少佐（大队长黑石少佐当时不在军中）也在战斗中被击成重伤。日军中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为独立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少佐（死后特进一级）。根据日本军方后来制作的军歌《啊，南岭》所述，仓本是在进攻中遭到中国军队手榴弹的袭击负伤，停留在两军火线内时又被炮弹击中而死的。

日方报道中并提到鹿野出身宫城县，其叔父阵亡于日俄战争，自己参加过1919年在海参崴和1928年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战斗；而仓本之父死于日俄战争，本人是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一期生，体重两百磅，在周围人中被视为沉默寡言的武士典型，却不料被中国军队击毙于南岭阵前。

南岭的抵抗虽然最后归于失利，但一战就给日军造成如此损失，说明东北军并非不堪一击。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撤出关外或叛变投敌的部队清单，不禁让人感叹假如东三省处处皆是南岭，日军又怎能肆虐于这块土地呢？

六、血斗宽城子

谈到“九一八”事变，日军轻松获胜的原因，“突然袭击”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词句。其实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北大营遭到攻击之前，东北军上层对日军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战斗打响的时候，官兵们明知情况不对，却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无策。

但是，日军的进攻，也的确有真正令守军措手不及的时候。9月19日凌晨4点30分，日军第四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主力，含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炮和山炮小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