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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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

照片的说明“1938年10月15日—30日，宝清桦川交界之处”和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形复杂）。

根据已有的线索，萨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的番号，进行了如下的一番考证：

（一）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

宝清桦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的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和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都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

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桦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

（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

根据前两个字笔画较多，可以判断出肯定写的不是第几团（汉字的数字，笔画不会这么复杂）。那么，以上各军中团的番号不是以数字编号的团有几个呢？

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等史料之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钧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

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

（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桦川？

抗联第三军即将开始西征的1938年6月，“缩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警卫团即成立于此时，团长为姜立新。1938年7月起，抗联第三军部队开始从宝清、萝北（桦川在这二县之间）一带向黑嫩平原的西征。那么，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一带留下的第三军的留守部队中是否确实就有三军警卫团呢？

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姜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的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

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

另《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文｝率领｛人｝小部队｛书｝从苏联｛屋｝归国开展游击战时候，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

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之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查巴气河边见到的姜立新。

查巴旗河（查巴气河，中国河流代码是AB5755）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也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

这就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

这样情况就明确了，应该是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后，姜立新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他后来作为警卫人员亲历了赵尚志牺牲的战斗，但幸而又一次脱险，撤入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后，姜因身体较差，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幸去世，当时他的老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前往看望。

在仔细察看照片和日军军官铃木的记载后，我们发现在留守团和日军的最后战斗中，照片上的无名烈士仍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了代价，他们在阻击中用准确的射击击毙了日军冲在前面的樋口少尉。

回过头来说一说题图那张奇怪的照片，从摄影的格局看，这是日军展示缴获品的标准姿势，枪支虽可能是日军自己的，但这面旗帜，可以肯定是战斗中的“战利品”。而这张图前后的图片，都反映了日军突袭一个中国抵抗军山中营地的过程。这批照片与此前提到日军与抗联第三军警卫团作战的照片是前后页，推测作战的时间、地点都不会相差很远，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地点。可以看到，这面旗帜上方还有一条补缀的横条，而侧面则用一根细树枝作为旗杆使用。

但是，照片没有什么标注，只用一张纸签标出了“讨伐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显示这面旗帜是日军讨伐队在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的作战中，于宝清和桦川边境从中国抵抗力量营地中夺取的。

把这面旗帜称之为怪异当不过分。如果不是看到，恐怕绝想不出抗联会用这样的旗帜，但要不是抗联，1938年那一带并没有别的抵抗力量的记载。即便其他抵抗力量，也未闻使用这样图案旗帜的。为此，我和一些抗联研究者进行了讨论，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是一面酷似海军信号旗的旗帜，抗联很可能是使用信号旗在茫茫林海中相互联络的。这种联络方式的确可以弥补抗联缺少电台的缺陷。

如果真是这样，那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十、击毙教育长饿疯日本兵——日本人眼里的镜泊学园围攻战

《啊，满洲》一书，是一本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回忆文集，其内容主要为其生活经历。但其中不时可见“土龙山暴动”“虏囚的二十二日”等文字，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等中国抵抗者的影子始终贯穿其间。

在其中一篇由伪满时期“兴安北省呼伦贝尔开拓组合长”古贺新作所写《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里面，提到我军在镜泊湖畔击毙的镜泊学园教育长山田悌一。

该文存于《啊，满洲》第152页，记载此战经过——

五月十七日晨，山田总务为首的官员二，学员五，守备兵五，计十三名，从宁安携带粮食，杂货等乘卡车返回途中，遭到约五十名“匪”预设伏击，经过奋战力斗最后全员悲壮战死。此一悲报于二十一日在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后，给日满两国带来了异常的冲击。

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祥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中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消灭了山田悌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机枪两挺、匣枪一支，还有大量的粮食、衣物和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一人伤亡。

这个镜泊学园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悌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给“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呢？

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建立镜泊学园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的报道则称镜泊学园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

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的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按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祥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祥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

我方记载击毙敌15人，而日方则称死13人，谁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后乞命，被张祥当场枪决的说法。这种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当我翻查日方文献中关于此战的记载时，赫然发现，我方的资料虽然和日方的官方资料对不上，但竟然大多数都可以在日方普通开拓团员的回忆中找到影子。

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叫任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今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菅原、后藤、室田，日军椎名伍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任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

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

那么，所谓张祥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

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道：“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

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的汽车掉进了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的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

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在《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邻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士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镜泊学园的学员大多就是通过国士馆招收的“精英”，经过半年训练后送到中国。在1942年出版的《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中，列出了11名“興亜邉婴喂�労者”，第一名是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大特务荒尾精，山田悌一名列第四，由此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难怪他的死会引发日本和伪满异常的冲击了。

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年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泊学园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一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也不无道理。

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泊学园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它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园军”，指挥官是一名叫作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二十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泊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察。”

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察”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镜泊湖连环战”差相仿佛——懂得军事的朋友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什么人才能作“强行侦察”。

在陈翰章等抗联将领和日军的作战中，也曾多次消灭随日军行动的镜泊学园特工部队。从历史来看，镜泊学园的毕业生除了为日军提供侦察等活动外，大多是后来日军搞集团部落、拓殖屯垦、粮谷出荷的各地负责人，这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特工学校。

不过，从日方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到这批从日本精挑细选来学习的“精英”们，在镜泊学园的痛苦遭遇——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活跃的地区，虽然日方把这个学校放在这里肯定有借此加强当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图，但没想到“匪势猖獗”，这个特工学校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结成写道，继山田被击毙之后，6月5日，该校补给车队再次遭到袭击，岩见伍长等五名官兵战死。抗日武装一千多人包围了镜泊学园，虽然未能攻下，但基本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种围攻之下，镜泊学园的守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以至于数百名日本“精英”饿得吃草（原文是“野草”），结果大批人员消化不良引发赤痢。

8月19日，上杉虎寺少尉冒险率领十名学员去接运补给，又遭痛击而失败，学员小野田正三等阵亡。

结成记录：“在七、八、九三个月中，赤痢盛行，整个学园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做了，在房间里辗转哀号，血便，望之令人心悸的人员比比皆是，一切只能靠田中宇一中尉军医一人，而军医自己终于也染上了赤痢……”

由于地形不熟悉，古贺记载日军和学员只能在堑壕和望楼上打着晃看周围山岭上出没的“匪贼”，不敢出去。

古贺在文中写道：“这期间指导员，学员共同经历着饥饿的恐怖，其中精神分裂发疯者有之，自杀者有之，病死者有之。”古贺提到，只是由于关东军及时发现情况不妙，由军务局长山下奉文，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自过问，调兵来援，并派出关东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博士带领医疗队前来救护，才让这批日本“精英”活着撤了出来。同书中田岛梧郎的《镜泊学园秘录》记载，镜泊学园因此被解散，放弃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才恢复。

日本“精英”在二战中剖腹自杀的不少，被饿疯的，似乎还未见第二例。假如不是日方自己在文章中提到，颇为难以置信。冲这个，围攻镜泊学园之战，也值得记入史册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有两个张祥：一个是五军系统这位击毙山田的张祥，1935年在东宁附近的东京城战死；另一个是三军稽查处的神枪手张祥，后来成为东海舰队海航副司令员，是抗联出身的极少数海军将领之一。

十一、日伪档案中真假赵尚志的17次作战

在东北14年抗战的过程中，日伪军中有一句口头禅，叫作“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句话并非虚言。萨在阅读保存在日本的《外务省警察档案》时，曾经看到伪滨江省警视厅厅长写出的年度治安报告，其中竟有“因赵尚志终于往三江省而去，全省治安可望大为好转”之句。

实际上赵尚志将军前往三江省对日伪来说绝非佳音，他是因为看到日伪在当地统治薄弱，故此率抗联第三军一部前往开辟新区，很快其部队就发展到八千精兵，成为日伪在北满地区更加头疼的抵抗力量。然而，面对能征惯战的赵尚志，这位日本厅长大人显然顾不得以邻为壑、唇亡齿寒之类的古话，反而在报告中隐约可见其暗中庆幸和幸灾乐祸之感。由此可见，赵尚志将军在日伪军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赵尚志将军的善战出了名，也有不少部队自称“赵尚志”与敌人交战，在日伪记录当年的文档中，经常可以看到赵尚志将军与日军交手的痕迹，至于这是真的赵尚志还是假的赵尚志，可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了。

萨曾见到一册日本学者加藤丰隆1968年完成的《满洲国警察小史》（日本原在外公务员援护会发行），其中有一张“日满侧讨伐被害”的统计表，依据部分日伪“讨伐作战”请功档案列出了1932—1940年间若干我国东北抵抗力量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