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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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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年，即1936年，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当时一场真实战斗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红军匪首程司令”，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照片中所述的“袭击双山子警察署”，指的是1936年4月26—27日他和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共同指挥的攻打宽甸崔家大院之战。
崔家大院，是当时双山子警察署所在地，位于双山子村平坨屯（今平坨小学校址）。此前，程斌曾写信给其代理署长邹兴波，试探是否可以取得他的合作。为邹拒绝后，第一师乃决定对其发起攻击。26日清晨，程斌率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和少年营冒雨分三路包围了崔家大院，发现它四周设有围墙、炮台，对缺乏重武器的抗联来说易守难攻。且部队在白天到达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程斌未能及时调整部署，而是在对敌进行劝降未果后发动了强攻。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两个主攻连连长一死一伤，经一日一夜战斗仍未能拿下该地。第二天，宽甸县属日伪军警来援，抗联部队被迫撤离，但有22名官兵的遗体未能抢回。推测，这张照片中遭到日伪军展示的阵亡者首级，就是他们的。
事后，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听取了战斗汇报，批评了程斌的蛮干行为。当杨靖宇获知敌人将牺牲的战士头颅铡下示众，并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烈士们尸体一起掩埋时，亲自给双山子伪警察署写了一封警告信。慑于杨靖宇的威望，敌人制作了22口棺材，较为尊重地埋葬了这些抗联烈士。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一军在宽桓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不但有这22名战士牺牲，还有不少伤员，留在当地农民李庆顺等人家中养伤。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是抗联对敌重兵驻守的警察署发动攻击，仍对日伪军产生了一定震慑作用。
值得探寻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们此后的人生轨迹，恰似抗联整体的一个缩影。
少年营一连连长张泉山是两名伤亡连长中的一名，在战斗开始后，从山上冲下来时被敌军击中腿部负伤。
张泉山，1933年初，在吉林盘石山参加南满抗日游击总队，开始曾担任杨靖宇将军的侦察员、警卫员。在哑巴梁子战斗中，张泉山跟随杨靖宇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成为杨靖宇手下一员得力的助手。当南满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时，杨靖宇军长任命张泉山为少年连连长，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后，担任一连连长。1936年7月下旬，少年营一连回撤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在海城北交界碑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泉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张泉山此后获救，是抗联第一军少数幸存者之一，成为此战的历史见证人。“八一五”光复后，张于东北参加剿匪作战，后担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副师级，1997年病逝。
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是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因敌军增援部队赶到不得不率部撤离。
李敏焕，又名韩敏焕、金敏焕，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全家因贫迁居吉林省延吉县。1928年入龙井大成中学，并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
1936年6月，李敏焕率领一师三团在四、六两团配合下发动西征之战。7月15日，在回师途中行军至摩天岭时，伏击尾随的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歼灭日军中队长今田大尉及所率日军48人。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
一师师长程斌是整个战斗的指挥者。
程斌是杨靖宇颇为看重的指挥员之一，曾着力培养，在一师期间作战也颇为勇敢，他和日军的作战，曾多次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被报道，有“小杨靖宇”之称。但是，1938年6月，因斗争日益残酷，日军又以其老母性命要挟，程斌发生动摇，于6月29日率一百余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此后，所部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副大队长，成为日军进攻抗联的忠实爪牙，给抗联第一路军造成极大困难，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末期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1951年被其部下举报，经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国家公安部并经部长罗瑞卿批准将其逮捕。同年5月21日判处死刑。
老抗联战士们对程斌的感情，仇恨中还有一丝惋惜——即便是坚持不下去，脱离了队伍，只要不投敌，抗战胜利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当年打鬼子的事情的……
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有人投敌叛变，残酷的战争恰似一江激流，大浪淘沙，展现出真正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牺牲在宽甸的22名抗联英烈，如同牺牲在那片土地上的无数抵抗者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忠骨留香，1968年，当地政府在其烈士墓前建立了抗联英雄纪念塔，现已成为该地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点史迹，使其永受后人祭奠和敬仰。
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战的人们，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八、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作者颜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颜一烟女士。当时颜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的早期作品《盐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颜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颜女士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
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
颜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
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度的酷寒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
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
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颜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在被服厂工作），提到过——
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
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裴大姐（裴成春，被服厂厂长）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做了一顶给领导看，做得对不对，领导看过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
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后也看见赵尚志、陈雷、于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说：
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有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我的工作：……主要负责做军帽。军帽因前面有红色五角星，上面有一红疙瘩，大伙都称为红军帽。军帽为六片瓦。前面有帽遮，后三片是双层布外翻，天冷时可放下取暖，顶部是一红布疙瘩……
2010年，萨在北京遇到李再德老人的儿子于光先生，他也曾专门提到，这种军服最难做的就是帽子顶上的那个红疙瘩。“我妈妈在被服厂就是专门做这个红疙瘩的，因为她手巧。”于先生说来似乎颇为自豪。今天在东北活跃的抗联精神宣传队，也曾复制过这种军帽。
不过，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异常艰苦，其布琼尼帽式军服并无实物留存下来。而且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亦无历史图片的佐证，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
2010年，萨在日本收集到一册老相片集《在满纪念》，原拥有者是一名相叫铃木的日军军官，此人曾参加过多次对抗联的讨伐作战。这册相集里面有大量与抗联作战的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示几名被俘抗联战士正是戴的布琼尼帽。
可惜由于铃木所用相机质量不佳，对焦技术有欠缺，而且照片年代久远，这些战士的影子显得十分模糊，无法完全确认。对此我也十分遗憾，但限于材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有一些被俘的抗联人员并非如此装束，这正符合了当时条件艰苦，军服制作数量不多的说法。同时，在东北各地不同的抗联部队，服装也不统一。
右边位于焦点的这位抗联战士，帽子似乎就不是布琼尼式的（也有点像布琼尼帽被日军歪戴在这名战士头上）。
上面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那一年10月15日到10月30日，日军对三江（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抗联武装发动了秋季大讨伐。照片的拍摄者，日本军官铃木随讨伐队在宝清桦川之间捕捉到一支转移中抗日联军部队的踪迹，在使用军犬的情况下，经两天一夜的追击，第二天下午双方发生战斗。
由于遭到日军迂回包抄，据林中阵地而守的抗联部队腹背受敌，除牺牲人员外，尚有多名战士不及撤离，被日军俘虏，铃木在此时拍摄下了这张照片。
从战事情况推测，日军打掉的是抗联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已经撤离。日军继续追踪，几天以后在“三道河子”找到了这支抗联部队的密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那一战中，铃木的战马也被打死。
对这些抗联战士后来的命运，铃木没有描述。三江正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区域，或许，这些战士的军服上，就留有裴成春等抗联女战士的细密针线。
九、日军老照片惊现东北抗日联军战旗
在中国的抗战史料中，活跃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颇为独立且被很多人忽略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抵抗由于环境艰苦，敌我实力悬殊而异常艰难。抗战全面爆发后，抗联几次试图突破日军在热河方向的封锁线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抗联战斗后期，其主要将领大部牺牲，文件保存极少。所以，其作战经过和情况，很多已经难以考证。
比如，抗联当时使用怎样的旗帜，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抗联照片中，似乎尚无发现。但是，在日军私人旧相册（铃木《在满纪念》）中，却发现了一组连续的照片，表现了日军讨伐队与抗联一次战斗的经过，其中一张照片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这几张照片，是日本永野讨伐队军官铃木（所部原驻扎杨荣围子）在1938年深秋拍摄的。1938年10月15日，日军从佳木斯对抗联武装发动秋冬大讨伐，铃木率部参加这一作战。进入深山后，铃木所部日军追击一支抗联部队，并发现其使用的密营。日军经商议，违反作战常规，在叛徒带路下于拂晓发动奇袭（可惜照片未标明具体时间地点）。抗联人员猝不及防，在最后关头才发现日军来袭，但仍然顽强抵抗，至少有三名抗联人员冲出密营的木屋试图阻击日军，不幸在日军机枪射击下全部牺牲。
铃木的照片中有一张，展示了抗联的战旗，就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
铃木在这张特写照片的说明中称其身着便衣，在营门用手枪向外射击，被击中左胸倒地。日军试图对其注射强心针进行抢救。但此人因伤重而死，至死一言未发，没有任何口供。
带有抗联旗帜的照片中，另一名烈士在画面内只见双腿。还有一名烈士在画面中看不到，可能是哨兵，牺牲在木屋前数十米处。后方是抗联著名的密营，显然是用木料就地取材搭建而成，抗联就是依靠这样的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中顽强与日军周旋。
左侧，有三名日军士兵在检视抗联战士遗留的物品，后方正中还有一名日兵在用通条处理枪膛。可以看到一部分日军已经更换了冬季军服，而另一部分还穿着夏秋制服。由于永野讨伐队是日军不同部队混编而成，所以这可能反映了日军部队不同的补给情况。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张照片右侧中间站立的两名日兵，两人伸展开一张旗帜，显然是从抗联的营地中缴获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当年抗联使用的旗帜。
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眼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啊！
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这面旗帜上只有一颗大五角星，而不是一大四小的格局。旗帜上还有三处深色的印记，似乎是有字。一位学美工的朋友依靠分光判定，这面旗帜确实是红底，只是五角星的颜色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提醒我旗帜靠近旗杆处有一条与其他部分颜色不同的窄边，他认为这可能是书写部队番号的地方。
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图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
能够在敌方的照片中找到抗联的战旗，可算意料之外。但是，抗联的这种旗帜，究竟是谁设计的，是不是所有抗联部队，都使用一样的旗帜，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又会是哪支部队的官兵呢？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国内至今以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其具体的样式。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式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
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照片上的旗帜的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与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形也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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