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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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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军一〇七师（即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十六旅团和铃木第八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遗憾。
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载——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背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而来的日军碰了钉子。
纵观王以哲将军的一生，未能看到驱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或许是其最大的遗憾，但能够有一个长山峪，也许又是将军遗憾中的一点安慰了。
引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声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后，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
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声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被东北军取消番号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
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联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
1933年义勇军主力失败，部分高级将领退入苏联，但有些部队仍一直坚持到上世纪40年代，而且一部分义勇军部队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了下去。
一、义勇军抵抗概略
义勇军的名义起源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利用其负责辽宁省警务的优势在东北公安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应变准备。在正规军抗战不受支持的情况下，黄显声在锦州陷落前于当地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进攻，并鼓励东北官民自发以此名义发起抗日。东北军正规军撤离后，义勇军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并在东北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不同系统的数十万部队。这些部队里面有辽南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铁血军，通化唐聚五等组织的辽宁民众自卫抗日军，辽西张海天、高振鹏等组织的辽西义勇军，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这些新出现的抵抗武装，还包括义勇军化的马占山、李杜等原东北军部队。
义勇军不但在各地组织对日军的抵抗，并曾经多次策划实施对东北各战略要点，如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局势一度如火如荼。
1933年后，随着日军兵力加强，并着意切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系，造成义勇军粮弹两缺，处境艰难。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被各个击破，逐渐招架不住日军的进攻，其组织松散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部分人员投降或解散，部分人员退入关内。1933年以后，其在抵抗力量中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北抗日联军。
二、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
2011年9月，萨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趟汤岗子温泉。洗温泉这点儿工夫可不够，您去那儿干吗呢？同车的朋友疑惑地问。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
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的时候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出逃是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由川岛芳子策划的。当时婉容已经受到监视，川岛芳子是汉奸不假，但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其手段你不能不佩服，她以大管家出殡为契机把婉容塞进出殡的队伍，硬是混了出来。
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很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老萨也不知道，但在日本收集到的一张照片，或许可做作个佐证，说明川岛芳子的确在婉容出逃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张照片登载于《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其中的川岛芳子身着男装，只有一个正在向后拱手的背影。下方的日文注解译成中文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右）曾伴同溥仪夫人从天津出逃。在上海事变（即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译者注）中活跃于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48年被枪决。”照片拍摄的地点是“2月上海杨树浦路公大纱厂工人宿舍附近”。
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2月正是两军在蕴藻浜、江湾等地殊死奋战之际。这一个月里，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两易主帅，阵亡了一个联队长林大八少将，还被捉去一个大队长空闲少佐。日军自承伤亡三千多人。从川岛芳子的装束和面对镜头人低头回避露面的样子判断，这是她在此时协助日军进行谍报活动时拍摄的。
淞沪之战虽然双方最终签订的《淞沪协定》颇有些屈辱的条款，但无割地，无赔款，日军并未达到占领上海的目标，反而证明了日本兵也不是铁打的，甚至在战斗中还会出现误剪导火索，把自己的突击队员炸成“军神”的爆弹三勇士事件。
十九路军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总兵力不过东北军的十分之一，人们突然发现，抵抗和不抵抗，区别就是这么大。
不管怎样，溥仪和婉容后来都到了汤岗子，并在那里等待伪满洲国的出台。所以，这地方就算不洗温泉，从怀古的角度似乎也值得一去。
然而，当地朋友最终证明了老萨的无知——汤岗子还在鞍山那嘎达南边呢，快到海城了，要不我们送你去那儿看完了咱直接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回去好了。
原来如此，老萨还以为汤岗子就在沈阳近郊呢。
看到老萨怅然若失，朋友们宽慰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说再来倒不着急，有张照片，麻烦你帮我找当地老人瞅瞅，看是什么地方。
说来话长，我说，在日本找到几张照片，证明有件事儿溥仪可能冤枉了关东军好几十年，咱得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讨回个公道啊。
司机转头看我，眼睛瞪得跟牛似的，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给鬼子兵找回公道。
溥仪和日本人有着怎样的误会呢？
如果看历史记载，会发现溥仪从天津溜到东北，在即位之前，曾经两次入住汤岗子。第一次是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到达东北的同一天；第二次是1932年3月6日，已经是准备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夕了。
溥仪跟日本人的误会，就是第一次在汤岗子的时候结下的。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日本人很不地道，他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不能出门，只能住在宾馆的楼上。他把陪同的日本人上角利一叫来问，对方说是出于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不久，又告诉他汤岗子闹“土匪”，还是出于安全原因让他移驾日本人从1905年就开始控制的旅顺。
在去东北之前，婉容就曾担心那里不安全，而溥仪觉得有那么多日本兵，几十万东北军都被吓跑了，安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几十年后对于关东军拿“土匪”吓唬自己仍然不以为然，把它写成了日军对其威逼利诱的伎俩之一——当时关东军还不确定怎样使用溥仪这张牌，而溥仪非做皇帝不可，连执政都不愿意干，双方正在顶牛呢。
溥仪和日本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可说贯穿伪满政权建立的始终。在电影《末代皇帝》里面曾有一段镜头，描述溥仪访日回来，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郑孝胥被换掉，总理大臣变成了奉系旧将张景惠。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举惹恼了关东军，差点儿将他杀掉。这也是关东军到伪满后期对溥仪控制越发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原因之一。
不过，作为手里没牌的一方，溥仪被日方欺诈的时候更多，比如其妃子谭玉玲的死，护军遭到清洗等，都让他徒呼奈何。所以，他对日本人这些阴谋诡计表现得恨之入骨。
然而，几十年后在日本发现的照片证明，日本人未必是在吓唬溥仪，而是当时汤岗子真的有抗日抵抗部队在活动，而且作战十分积极。这支部队在1931年11月上旬袭击了汤岗子，猝不及防的日军吃了亏，只能退守核心地域，刚才的照片就是被抵抗部队摧毁的汤岗子外围建筑。
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在汤岗子被“限制”起来，显然就不是一个借口问题了，而是被抗日武装堵了门，日本人实在怕他让游击队抓去。
应该说，把溥仪放在楼上不让下来，也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时候溥仪是个要利用的幌子，兵荒马乱之中除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谁来汤岗子旅游，或者有记者来采访。让他在周围散散步，溜达溜达正好廉价地显示“日满亲善”，难道还怕他飞了不成？若是被溥仪看明白关东军连楼上楼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他还能铁了心跟着日本人走吗？
从《满蒙写真大全集》里的记录来看，日本人对这伙“土匪”恨之入骨，随即抽调部队来对之进行清剿，指挥官竟然是一个中将。
负责指挥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老萨在日本《外务省警察档案》中看到义勇军击毙过一个“森将军”，一直琢磨会不会是他，最后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森——被原国家计量研究院鞠抗捷院长亲自拿刀砍了脑袋的森秀树少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当时的兵力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大连为基地，本庄繁中将指挥的关东军本部；从朝鲜越境前来增援，林铳十郎中将指挥的朝鲜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南满洲铁路协定》驻防在日控南满铁路沿线的“南满洲铁道守备队”。森连中将是日军在东北的三巨头之一，他亲自督战汤岗子，可以看出对此事的重视——那当然，要是这支游击队目标是溥仪，日本炮制满洲国的苦心，只怕要翻成画饼。
日军讨伐的作战持续到11月21日，也就是溥仪离开三天以后才告结束，终于没来得及让溥仪看到一个安生的汤岗子。其间多次和“匪”发生战斗，从日军运伤员到沈阳的照片看，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似乎甚强。
不过，这支部队在经过几次战斗后就奇怪地消失了，没有继续和日军在汤岗子纠缠，似乎对泡温泉兴趣不大。这样，森连中将才把兵力专用到昌图、法库等地作战。
这支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打汤岗子呢？这个恐怕就只能推测了。
首先可以排除普通土匪的活动，即便是张作霖时代汤岗子这地方也是他老爷子的别墅所在地，老张本人就是东三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谁敢在他家门口开山立柜呢？而且，这里是和千山、首山、立山同为鞍山境内日本南满铁路四个附属地之一，驻有日军守备队，戒备森严。中国人靠近一点都会被开枪打，所以这一带根本就没土匪。
因此，可以肯定这是抗日武装专门对日军发动攻击而来——抗日武装就是抗日的，既然汤岗子是日本人的附属地，不打你打谁？汤岗子到沈阳不足一百公里，“九一八”事变之后敢在这里和日军开仗，应该说汤岗子的中国抵抗战士个个是条汉子。
在《满蒙事变大写真帖》的相关说明文字中，日方称这支部队为东北军流散在汤岗子以西的残军。东北军从沈阳撤下来的部队都是往南走的，汤岗子在南边，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根据日军恤兵部编制的《荣光》图册中描述，敌人攻入鞍山时东北军好歹还是抵抗了一下，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损失。所以，有部分东北军撤退到汤岗子打游击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带东北军驻军和讲武堂学员主要是步兵，从日军形容这支游击队均为骑兵来看，不大相符。而且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集中锦州，张学良还没有下定彻底退到关内的决心，东北军残部应该向那边靠拢才是，11月份仍然滞留汤岗子的可能性不大。
也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共辽中县委派出朱世超打入地方武装毛长山部，对其改造后，以其连续奇袭海城、汤岗子、千山、首山等处。这支队伍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辽中县委是1932年才成立的，所以，也不可能在1931年对汤岗子发动进攻。
那么，只能是义勇军了。据当地《近代鞍山大事记》记载，11月9日，有四百余义勇军在汤岗子活动，把溥仪堵在屋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杰作。只是，这支部队的具体番号不详。辽南义勇军的主力老北风、项青山正在锦州方面配合黄显声将军“活捉凌印清，枪崩日本兵”，在这一带作战的应该是海城本地的义勇军，他们有可能依靠熟悉地形和日军周旋，而一旦遭到攻击，又可以安然散入民间，令日军摸不着头脑。
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给我来信，说那张照片找到当地老人看过，竟有意外的收获——第一，这地方很可能是往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去的路上一个警察阁子，那个塌了顶的房子原是个炮楼，后来又修好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扒掉。沿着它前面的路一直往里走，就是当地人叫“老毛子馆”的原苏联铁路员工休假宾馆外面一处车场。这地方离溥仪住的对翠阁比较远，隔了一山一湖，除非放大炮，否则溥仪那边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二，当地的确有一支义勇军武装打过日本满铁附属地。这个义勇军首领姓张，事变前是个绿林好汉，手下有一帮弟兄，他打的是千山而不是汤岗子，目的倒不仅仅是出气，而是去绑日本人的票。他抓了一个叫山本抑或杉本的日本经理，向日本人勒索了四万金票，然后拿这笔钱买武器改善装备。第二年老北风还在营口山寨了一把这个桥段，绑了个英国人，换来一千支枪，就是有名的“波利绑架案”。这个打千山绑架日本经理的事情，据说还登载在前几年的当地报纸历史版上，不仅仅是传闻。
要真是这位张大侠骚扰了汤岗子但面对日军守备知难而退，那他实在要太郁闷了。试想，反正是绑票，要是一咬牙打进去，把溥仪抓住，那能换多少条枪啊！
老张估计也得喊冤——我怎么知道那个澡堂子里能藏着一个皇帝呢？！
历史，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中行进。
在写完此文的时候，忽然再次接到沈阳来的邮件，告诉我那个可能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确有其人，此人大号张文良，虽然和张学良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张文良，字志斌，海城县老虎屯人。本是当地小学教员，因受欺压拉了杆子，报号“绿林好”，抗战爆发后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率部参加了义勇军，活动在鞍山郊区。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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