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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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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人们重返地面时，随便哪个旁观者，哪怕最迟钝的人都可能发现：客人们已经分成了两组，一组上来时面色苍白，好像在下面看见了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另外一组上来时面带微笑，好像就人类如何天真又上了一课。
当天晚上，晚餐时，大家谈起了地下室，但也说到了别的一些事情。说到了死亡。作家亨施说，死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海市蜃楼，但实际上不存在。党卫军军官说，死亡是一种需要；他说，如果理智的话，没人接受一个充满乌龟和长颈鹿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死亡是一种调节器。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据东方智者说，死亡仅仅是个过渡时期。他说，不清楚的是，或者至少他不明白的是，过渡时期之后去哪里？去怎样的现实世界？
他说：“问题是向何处去。”他自己回答说：“答案就是自身价值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恩特赖斯库将军的意见是，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运动，是运动的原动力，它可以武装男人和所有的活物，包括蟑螂、巨大的星体。冯·聪佩女男爵说（她可能是说得最坦率的一位），死亡是件麻烦事。冯·贝伦贝格将军宁可不表示意见。两位参谋部的军官也如是。
后来，大家说起了谋杀。党卫军军官说，“谋杀”二字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难以界定，语意双关。作家亨施表示赞成。冯·贝伦贝格将军说，法律的事最好交给法官和法庭；要是法官认定这是谋杀，那就定为谋杀；如果法官和法庭裁定不是，你就不是。不必多说了。两位参谋部军官的看法和长官一致。
恩特赖斯库将军坦白地说，他童年时的英雄都是凶手和坏蛋；他说，他非常崇拜那些人。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提醒说，凶手和英雄在孤独和起初不被理解的时候非常相似。而冯·聪佩女男爵则说，她从来没见过凶手，但是见过坏蛋，可以说是个让人厌恶的家伙，但是，坏蛋头上戴着一个神秘的光环，对女人很有迷惑力；她说，事实是，她惟一的姑妈、冯·聪佩男爵的惟一妹妹，就爱上了这个坏蛋。这气坏了冯·聪佩男爵。他提出跟那个抢走妹妹爱心的家伙决斗。那小子出乎大家意料，同意决斗。地点选在波茨坦郊外的秋心森林里。决斗过去后许多年，她要亲眼看看那片高大的灰色树林和空地——父亲和那出人意料的家伙决斗的地方。早晨七点钟，那人带着两个乞丐当助手来到了林中空地。两个乞丐喝得烂醉。而男爵的助手则是X男爵和Y伯爵。一句话，奇耻大辱！连X男爵都气疯了，险些亲自开枪杀死那两个乞丐助手。那抢走男爵妹妹爱心的家伙名叫康拉德·哈尔德。冯·贝伦贝格将军一定会记得此事。（将军连连点头，其实他不知道女男爵说的事情。）女男爵继续说，这事闹得很大，当然，时间是在我出生之前啦。实际上，我父亲那时未婚。总之，他在那片很有浪漫名气的森林里举行了决斗，当然是用枪。我不知道双方采取什么决斗规则。结果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子弹从哈尔德左肩几公分处擦过。哈尔德的子弹显然也没打中目标，没人听见枪声，大家确信我父亲的枪法比哈尔德好得多，都认为如果有人倒下，那应该是哈尔德，而不是我父亲。哎呀，天啊，让大家（包括我父亲）吃惊的是哈尔德没有放下手枪，反而继续瞄准，这时才明白哈尔德还没有开枪呢，因此，决斗还没有结束。于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尤其是考虑到哈尔德的名声，哈尔德没向我父亲开枪，而是选中自己的左臂，开了一枪。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有人送他去了医院。也许哈尔德自己步行，在乞丐加助手的陪同下去找医生治伤了。与此同时，我父亲在秋心森林里一动不动，因为目睹了刚才的事情而怒火中烧或是气得满脸通红。这时，他的助手们赶忙上前安慰他，劝他不必生气，说那种人什么荒唐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久，哈尔德带着我姑姑出逃了。二人有一段时间住在巴黎，后来搬到了法国南方。哈尔德是个画家，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作品，他常常度假。后来，据我所知，二人结了婚，在柏林安了家。日子不太好过，我姑姑得了重病。她去世那天，我父亲收到一份电报。那天夜里，他第二次见到哈尔德。哈尔德醉了，半裸着上身。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哥，那时三岁，在哈尔德的住宅兼画室里乱跑，完全裸体，浑身涂满了油彩。
那天夜里，我父亲跟哈尔德第一次谈话，可能达成了什么协议。我父亲负责照看外甥，哈尔德永远离开柏林。时不时地有哈尔德的消息传来，都是关于他的一些小小丑闻。他那些在柏林的画作都在我父亲手中掌握。父亲没有勇气烧掉它们。有一次我问父亲画作放在什么地方。他不肯告诉我。我问他：画品如何？他瞅瞅我，说道：都是一些去世的女子。是我姑姑的画像吗？我父亲说：不是你姑。是别的女人，都去世了。
吃晚饭时，当然没人见过康拉德·哈尔德的作品。但是，那位党卫军军官说哈尔德是道德败坏的艺术家，对于冯·聪佩家族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后来，大家谈起艺术、艺术中的崇高行为、死亡的性质、迷信思想、各种象征物。
作家亨施说，文化就是用崇高艺术和迷信阐释组成的锁链。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文化是一种象征，它像救生圈。女男爵冯·聪佩说，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娱乐，就是让人快乐，其余的都是花言巧语。党卫军军官说，文化就是号召流血，夜间听起来比白天好听；另外，文化是命运的解码器。冯·贝伦贝格将军说，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巴赫的作品，这就足够了。一个参谋部的军官说，文化就是瓦格纳的作品，就足够了。另外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对他来说，文化就是歌德的作品，他也与将军的看法一致，这就足够了。他说，一个人的生活只能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相比。一个人的生活只能努力去有意识地享受别人的成果。
参谋部这位军官刚说的话，让恩特赖斯库将军觉得开心，他说，他认为，恰恰相反的是，文化是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生活，是集体生活的任何一种表现，哪怕它是庸俗的；接着，他说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风景画；他说，这样的风景在罗马尼亚随处可见；然后，他谈到了圣母像，他说，恰恰就在我眼前，有一张圣母的面孔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圣母像都美丽，（冯·聪佩女男爵听了这话满脸通红），最后，说起了立体派和现代绘画；他说，随便哪面破墙，或者随便哪面被轰炸过的残壁都比最著名的立体派作品有意思，就更别提超现实主义；他说，随便哪个罗马尼亚不识字的农民之梦都会让超现实主义甘拜下风。他说完这话，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短暂但大家有所期待，好像恩特赖斯库将军说了一句什么坏话，或者说了一句什么刺耳的话，或者低级趣味的话，或者谩骂了德国客人，因为参观这个阴森森城堡的主意就来自他和包贝斯库。但是，冯·聪佩女男爵打破了冷场，她提问的音调从单纯到世俗应有尽有：罗马尼亚农民梦的内容是什么？将军，您怎么知道那些很有特点的农民梦想什么呢？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回答就是哈哈一笑、声若洪钟的开怀大笑，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交圈子稍加色彩地把将军的笑声定义为“不会混淆的超人之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男爵的眼睛，说道：无论我的部下（士兵大多为农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奇怪。
将军说：“我会钻进他们的梦里。我会钻进他们最丢脸的想法里。我了解他们的每次心颤。我会深入他们心中，窥测他们最原始的念头，看出他们非理性的冲动，细查他们无法表达的激情。夏天，我可以睡在他们肺部；冬天，可以睡在他们肌肉里。所有这些，我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无需刻意追求和寻觅，无需任何强制，惟一的推动力就是真诚和爱心。”
到了睡觉的时候，或者说到了转移到另外一间客厅（那里布置了盔甲、刀剑和猎物的头颅标本；摆放了烈酒、糕点和土耳其香烟）的时候，冯·贝伦贝格将军道歉后就回自己房间去了。一个军官，瓦格纳的追随者模仿将军的行动，走了。另外一位，歌德的追随者则希望延长聚会。冯·聪佩女男爵说她没有睡意。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带头向另外一间客厅转移。落座时，恩特赖斯库将军坐到了女男爵身边。学者包贝斯库站在壁炉旁边，一面好奇地注视着那党卫军军官。
两个士兵（其中一人是汉斯·赖特尔）充当侍者。另外那个大兵长得壮实，红头发，名叫克鲁泽，一副要睡觉的模样。
大家首先赞扬了一系列小点心；接着，丝毫不停顿地开始说起德拉库拉［10］伯爵，好像大家等了一整宿就是为了谈这个话题。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有这个伯爵；一派不信。不信的人有参谋部军官、恩特赖斯库将军和女男爵；信的人有学者包贝斯库、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包贝斯库断言：德拉库拉的真实姓名叫弗拉德·则别斯，外号叫“桩刑者弗拉德”，是罗马尼亚人。亨施和党卫军军官断言：德拉库拉是个日耳曼贵族，离开德国的原因是被指控叛国或者想像中的不忠诚，早在弗拉德·则别斯出生前很久就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定居下来了；他俩不否认弗拉德·则别斯在历史上有其人，也不否认他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的外号暴露出他使用的杀人方法与德拉库拉的方式毫无关系；德拉库拉不用桩刑，而是扼杀，有时是砍头；德拉库拉在国外的生活始终是让人吃惊的，是一种地狱般的长期服刑。
包贝斯库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德拉库拉就是一位罗马尼亚爱国者，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的侵略，就凭这个事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包贝斯库说，历史是残酷的，残酷而又自相矛盾：这位抑制住土耳其人征服冲动的伟人，由于一个英国二流作家的创作，而变成了魔鬼，变成了只对人血有兴趣的放荡鬼，而真实的情况则是德拉库拉仅仅希望土耳其人流血。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恩特赖斯库将军，虽然晚饭时就已经喝了好多酒，饭后吃点心的时候又吞下几杯，却不像是醉了的样子——实际上，他和那位爱挑剔的党卫军军官（几乎滴酒不沾），是这群人里最清醒的人了；他说：如果有人对重大历史事件不感情用事地对待（包括对历史中不明白的事件，当然因为没人懂得），那么英雄变成了魔鬼，或者变成了最下贱的败类，是不奇怪的；或者英雄无意中变得跟平民一样也不足为怪；或者一个平常人或者一个好心的庸人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变成了智慧的明灯、一盏能让几千万人痴迷的魔灯，而仅仅证明了崇拜有理，这个庸人并没有刻意追求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奇怪的（尽管每个人，包括最坏的流氓，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也梦想统治别人，也打算万寿无疆）。他发问道：难道基督设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教会将要在地球最偏僻的角落里建立起来吗？他发问：难道基督有过我们称之为世界思想的东西吗？难道基督看上去无所不知，那时就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东方住着中国人（“中国”二字他吐字困难）吗？他就知道向西还有美洲，那里住着原始部落？他自己回答说：基督不知道，虽然有世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办到的事情；人人都有世界思想，通常总是局限于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土地、自己眼前那些摸得见的俗事；这样的世界观小气，有局限性，充满了家庭琐事，常常与时间同在，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这时，恩特赖斯库将军把话题意外地一转，说起来弗拉维奥·约瑟夫斯［11］，此人聪明，胆小，谨慎，能吹会拍，精于算计，如果仔细研究他的世界思想，那比基督的思想还复杂、微妙，但不如那些帮助他把《犹太古史》翻译成希腊文的二流哲学家们，他们从这个头号受雇者手里领工资，整理约瑟夫斯的文章，把俗文变得高雅，把约瑟夫斯恐怖和死亡的絮语变成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美文。
随后，恩特赖斯库将军高声展望起那些拿薪水的哲学家们如何漫步在罗马街头和走在通向大海的道路上，想像他们裹在毛毯里坐在路旁构思世界思想的情景，仿佛看见他们在港口酒馆，那些散发着海鲜、香料、葡萄酒和油炸食品的黑暗地方吃饭的情景，直到最后一一远去，其消失的方式与德拉库拉相同，带着染血的铠甲和染血的衣裳，是个坚忍不拔的德拉库拉，是个阅读塞内加［12］作品的德拉库拉，或者是喜欢听德国宫廷情诗（其中的骑士功绩在东欧可与法国《罗兰之歌》描写的英雄故事媲美）的德拉库拉。恩特赖斯库将军长叹道：无论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象征意义即诗学的角度，都有一比。
说到这里，恩特赖斯库将军对自己的兴之所至表示歉意，随即沉默下来。包贝斯库抓住这个机会说起一个罗马尼亚数学家来，此人生于1865年，卒于1936年，用他最后的二十年寻找“一些神秘的数字符号”，这些符号隐藏在人类可见的某个辽阔的景色里，但这些符号是看不见的，可能存在于岩石中，或者两房之间，甚至两个数字之间，比如像有人说的是隐藏于7和8之间可供选择的数学里，等候人类去发现它和破解它。惟一的麻烦是，要想破解就必须发现，而要发现就必须破解。
包贝斯库解释说，那位数学家所说的破解，实际上是指理解，说发现是指应用。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踌躇一下，说：也许不对。我们这些弟子（包括我）同样会听错他的话。不管怎样吧，那位数学家，好像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一天夜里，不可避免地精神错乱了，大家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包贝斯库和另外两个布加勒斯特的年轻人去医院看望了他。起初，数学家没有认出他们三个。但几天过后，他脸色已经不挂着狂相了，而只是败下阵来的老人，这才想起或者装做想起三人的样子来，冲他们一笑。但是，在家属的要求下，他没能出院。另外，他的病反复发作使得医生们决心让他长期住院。一天，包贝斯库去看望他。此前，医生们给数学家提供了一个小本子。数学家在上面画了医院周围的树木、其他患者的画像、从园林角度望去的房屋轮廓。数学家和包贝斯库很长时间都没说话。还是包贝斯库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以年轻人特有的鲁莽口气直接触及老师的疯病或者可能的疯病。数学家笑了。他说：疯狂是不存在的。包贝斯库申明：您可是住在这里啊！这是疯人院！数学家好像没听见他说话。他说：假如我们非说有疯病的话，那么惟一的疯病就是化学代偿机能障碍，只要使用化学药品很容易治好。
包贝斯库高声说：“亲爱的老师，可您住在这里！这里！这里！”
数学家说：“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包贝斯库没懂他的话。心想自己在跟疯子说话呢，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他双手捂住脸，就这样不知待了多久。刹那间，他以为自己睡着了。于是，睁开眼睛，揉了揉，看见数学家坐在自己眼前，挺胸抬头，双腿交叉，在望着他。包贝斯库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数学家回答说：我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包贝斯库请求他说清楚。数学家回答说：要是我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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