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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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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就丝毫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片,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慈,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有过意大利和法国之旅,甚至在一次旅行,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时,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1927或者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条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夫人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上了岸,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18],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夫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夫人一眼,这让夫人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夫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子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啊;但到了最后,夫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坐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毛头小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子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流露是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夫人向孤独一人的小子走去,他左手牵马(他父亲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夫人对小子说:别难过!你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啦;这些话小子好像不懂,以为是月亮上的语言,以为是乌云遮蔽了月亮,以为是一种慢慢的折磨;于是,小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夫人,好像要在夫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住宅的另外一侧时,据夫人回忆,这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个地方有个花纹铁架子,有花坛,有夫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喷泉,石头围成的喷泉;支撑石头的只有一条兽腿,石头上有个拉美本地土生白人的漂亮小孩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土著人,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上,夫人和小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方表妹(或许是庄园主忘记在大脑皮层里的小妾)来到夫人身边;她对夫人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夫人挽着远方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夫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夫人摸摸他脑袋,她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那小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夫人不容许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那小子说了……小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夫人重新回到了晚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语依然未解;只是到了轮船离港几天,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夫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和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夫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了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片,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夫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

这时,夫人开口了。她说:

“谁能破解这个谜团?”

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镇上的人们。

“有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谜团?谁能理解这个谜团吗?这个镇上有谁能告诉我答案吗,哪怕必须在我耳边悄声说给我听?”

她说这些话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盘子,那里面的香肠和土豆片还纹丝未动。

于是,这个时候,阿琴波尔迪,他此前始终埋头吃饭,一面听夫人讲着话,才声音不高地开口道:庄园主和他儿子搞的是招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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