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5:从春秋到战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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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便把冯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说：诺。

可是冯到了薛邑，却把收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那些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于是孟尝君感慨地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

于是冯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活动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势不两立，不可能同时并存的。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国和秦国，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

在吕不韦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一干。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然而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

冯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但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战国的时代特征。

什么特征？

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2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14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15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