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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三部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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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浪费。她缩减了洗衣房正常的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结果床单变成脏兮兮的灰色。
在11月一个月当中她换了五个黑人女工帮着料理家务，可是最后她们一个也不愿意干。
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的那天晚上，外婆气极了，她在房子里大喊大叫。她走进厨房时发现贝莉和完面团以后在案板上剩了一小勺的面粉。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在像蒸笼一样热的厨房里，她走近贝莉，打了她一记耳光。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外婆破口大骂，用另一只手弄翻了炉子上的一锅汤，让滚烫的汤嗞嗞地泼了整个灶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弗朗西斯听见她在房间里骂人，还听见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她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出来。
贝莉把灶台清理干净，帮老人们吃过晚餐。她把自己的几件东西收进一只篮子，然后穿上她的旧毛衣，戴上绒线帽。她到处找弗朗西斯，可是没有找到。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小猫咪，我要离开这里了，不会再来了。在供给社的塞罗尼娅会帮我给你外婆打电话说明的。在你妈妈来之前你需要人照看。到我家来吧。”
他的脸蛋被她碰着的时候他扭过身子跑掉了。
贝莉的丈夫吆喝着赶骡车走了。弗朗西斯看着骡车上的灯笼慢慢消失了。他也这么注视过，现在悲伤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觉得贝莉背叛了他。现在他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反而很快活。骡车的光线微弱的灯笼在路边消失了，它比起满月来差远了。
他在想，杀死一匹骡子该是什么感觉。
05
贝莉打电话给玛丽安·多拉德以后，玛丽安没有马上去。
两个星期后在接到圣查尔斯地区警察的电话后她终于去了。她自己开着二战前那种老款式的派克德车在下午三点来到母亲家。她戴着手套和帽子。
一位副警长在巷子口遇到了她，并探身到她的车窗口：“瓦格特太太，您母亲在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说有用人偷东西。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发现您的母亲在无中生有，而且我看这里好像缺乏料理。警长觉得他应该向您先打声招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瓦格特先生目前是公众人物，所以……”
玛丽安明白他说的意思，瓦格特先生现在是圣路易斯公共工程处的处长，在他的党派里他已不是最吃香的人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地方。”副警长说。
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06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
28
01
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
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选择了参军。
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
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
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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