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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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事情时，亚当便堕落了。

　　　　①ｓｕｍｕｍｂｏｎｕｍ，拉丁文：至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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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生与死的对抗

　　　　波墨具有神圣的天真，因而能够认真地看待基督教对肉体复活的许诺，即人在自身肉体中达到至善至美的许诺。正像布林顿所说的那样，“波墨听见了神圣的乐曲，但既不是从新教天使们的合唱中，也不是从教会格利戈里派的颂诗中。

　　　　对于他，这仙乐就是所谓ｄａｓＦｒｅｕｄｅｎｓｐｉｅｌｄｅｒｅｗｉｇｅｎＧｅｂａｒｕｎｇ——永恒创世的欢乐游戏。“

　　　　［２３］C　　　　　　　　　　　　　　　　　　　　　　　　　　　　　　　　　　　　　　　　　　　　　　　　　　　　　　　换句话说，波墨既不是把人的完美和幸福放在新教所说的来生中，也不是把它放在天主教的圣事中，而是把它放在使肉体生命成为欢乐游戏这样一种转换之中。

　　　　像雅可布。波墨这种类型的异教神秘主义者，实在应该获得更多于他们从世俗人道主义者们那里获得的赞誉。现代世俗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追随着柏拉图和笛卡尔而陷入这样一种疯狂的妄念，即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与肉体分离的精神活动。哲学家们竭力要在理论上克服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但由于他们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是在追求纯粹的精神生活，这就背叛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初衷。哲学家们的唯理主义倾向只是引导他们更加误入歧途，而神秘主义者的非理性倾向却使得他们能够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便牢牢把握住真理。现在时机或许已经成熟，神秘主义者可以打破其把所有事情都看得过分暗昧的偏见，而理性主义者也可以打破其把所有事情都看得过分清晰的偏见，他们可以共同进入到心理现实这一王国之中。

　　　　游戏是自由、完美和令人满意的人性的基本活动方式，这种教义对于社会重建具有明显的内在意义。一百多年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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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９３

　　　　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便试图设计出把工作转变成游戏的未来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的某些早期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傅立叶的影响，这些早期著作呼吁废除劳动，以此作为实现真正自由的和真正富于人性的人类活动的必要前提。这些乌托邦式的推论遭到现实主义者们的嘲笑而不被认真考虑。

　　　　确实，只要现实主义者们通过其对原罪教义所作的特殊解释而证明了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注定了要像他们自己一样不幸福不快乐，他们便显然有权嘲笑。但历史却正在把以游戏的精神认识人类社会和认识人类天性这一问题，从一种推导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必然性。今天，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社会批评家正强调指出：人正越来越与自己的工作相疏远；现代技术正使人面临大规模失业（即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的可能性；人类天性正越来越无力自由地运用人的闲暇，正越来越无力于从事游戏。

　　　　２０世纪最伟大和最现实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就诊断到了我们时代的这一危机。在一篇写于１９３０年，名为《我们子孙的经济前景》的论文中，凯恩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人类正在解决其经济问题，而这个问题“迄今一直是人类——不，不仅是人类，而且是整个生物王国从生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开始出现以来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

　　　　［２４］凯恩斯对这一情形作了下述思考：

　　　　这样，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在天性上（在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邃的本能上）确实有了明显的进化。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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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生与死的对抗

　　　　经济问题一旦获得解决，人类便失去了其传统的目标。

　　　　这是一件好事情吗？

　　　　如果谁毕竟相信人生的真实价值，这一前景至少开辟了某些有利的机会。然而我担心的却是普通人不得不重新调整其生活习惯和生命本能，这些习惯和本能是在无数世代中养成的，而现在却必须在几十年中便统统放弃。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会不会面临一场全面的“神经崩溃”？

　　　　我们对此已经有所领教——在英国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身上，这种神经崩溃已经司空见惯。这些不幸的女人，她们中许多人都被自己的财产剥夺了其传统的工作和职业——当不再有经济需要作为一种刺激的时候，她们便不再能够从做饭、洗衣、缝补等工作中找到足够的乐趣，同时又完全不可能找到任何更有乐趣的工作。

　　　　而对那些必须辛勤工作才能有一口饭吃的人来说，闲暇一直是他们最渴望的糖果——直到他们得到了这一糖果。

　　　　一位年老的女佣人曾经为自己写过这样的墓志铭：

　　　　朋友们，别为我悲伤，别为我哭泣，因为我从此用不着再做任何事情。

　　　　这便是她的天堂。像那些渴望得到空闲的人一样，她渴望在静静的倾听中度过她的时光，因为在她的诗中还有另外两行写道：天堂将响起赞美诗和甜蜜的音乐，但我将不再必须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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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１４

　　　　但这是对那些必须唱歌才能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的人而言——而我们中这样的人却微乎其微！

　　　　这些沉思在凯恩斯心中激起一种忧虑的预感。他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不怀恐惧地展望一个悠闲和富裕的时代。”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普通人不得不对其习惯和本能作必须作的重新调整，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却有凯恩斯所没有的乐观理由。在凯恩斯看来，生活的艺术（在一个富足和悠闲的时代，生活的艺术将必然取代积累生活手段的艺术）乃是一门困难的艺术，它需要优雅的感觉，就像布卢姆斯伯里团体①中的人所具有和在维吉尼娅。伍尔芙②的作品中变得不朽的那种感觉。

　　　　所以，凯恩斯怀着恐惧展望普通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前景。然而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每一个普通人，早在其童年时代便品尝过游戏的天堂般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下面，有着不朽的游戏欲望和游戏本能。未来的人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已经在人

　　　　①布卢姆斯伯里团体（Ｂｌｏｍｓｂｕｒｙｇｒｏｕｐ）

　　　　：指１９０７—１９３０年间经常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贝尔和瓦尼萨。贝尔夫妇家里以及瓦尼萨的兄妹艾德里安。斯蒂芬和维吉尼娅。伍尔芙家里聚会的一些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凯恩斯本人也是这些聚会者中的一员。

　　　　——译　注②维吉尼娅。伍尔芙（１８２—１９４１）

　　　　：英国著名女作家，著名作品有《出航》、《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浪》等长篇小说。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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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生与死的对抗

　　　　的受到压抑的无意识中内在地具备；这一基础无需从乌有之中凭空创造出来，而只需我们去重新发现并加以恢复。自然（或历史）

　　　　在给我们树立一个目标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以到达这一目标的装备。

　　　　但游戏的概念却并非仅只是一个用来作末世预言和社会批判的工具；像所有有价值的末世学概念一样，它也能够被用来作历史的分析和人类学的分析。赫伊津哈①在《游戏的人》中对弗罗贝尼乌斯②对人类文化所下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它说成是ｅｉｎｓ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ＳｅｉｎａｕｆｇｅｓｔｉｅｇｅｎｅｎＳｐｉｅｌｅｓ（德语：一个从自然存在中上升了的游戏）。他证明了在所有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范畴中——在宗教、艺术、战争、法律、经济活动中都存在着游戏这一不能省略的非功能性成分。赫伊津哈暗示，文明的进步压抑了文化中游戏的成分；他含蓄地指出：由于游戏乃是人类鲜明而独特的活动方式，文明的进步已经使文化变得非人化。

　　　　以经济行为为例，原始经济行为中的游戏成分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波特兰奇宴会③中的名望竞争还是兴高采烈地

　　　　①赫伊津哈（Ｈｕｉｚｉｎｇａ，１８７２—１９４５）

　　　　：荷兰历史学家，其成名著作为《中世纪的衰落》。　　　——译　注②弗罗贝尼乌斯（Ｌｅｏ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１８７３—１９３８）

　　　　：德国人种学家，对人种学的研究首先采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曾把文化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而分为青年、壮年、老年几个阶段。　　　——译　注③波特兰奇宴会（Ｐｏｔｌａｔｃｈ）

　　　　：美洲印第安人为显示财富以证实或提高个人的部落地位或社会地位而举行的正式宴会，以主人大肆捣毁私人财产和炫耀性地分发礼品为特点。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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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３４

　　　　围成一圈互赠礼品，其游戏的成分都是十分明显的。

　　　　或许，原始经济行为与文明化了的经济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在这种经济行为模式中，游戏成分和快乐原则优先于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算计——也就是说，优先于现实原则。更一般地讲，社会学以种种名称——原始的和文明的、民间的和都市的——加以区分的文化中的这两个层面，完全可以从心理学上来加以区分。

　　　　原始文化乃是这样一种文化层面，在这一层面中，弗洛伊德称之为原初过程（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的韵律和节奏——梦的节奏和童年游戏的节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文明文化则是这样一种文化层面，它有效地压抑了原初过程的韵律和节奏以迎合理性和现实原则。探索这一假说的任务属于精神分析人类学。

　　　　在功利主义的理性倾向和现实原则所取得的胜利中，在现代经济行为所取得的胜利中，难道就没有游戏的成分吗？

　　　　５０年前，索斯泰因。凡勃伦①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揭示了金钱角逐中非理性的心理动机，证明了经济竞争（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从心理学角度看，乃是与野蛮的掠夺性战争竞技一脉相承的“所有权竞争”。

　　　　［２５］最近，经济学家们在不再认为理性的功利主义的男人范型能够解释经济行为的现状的同时，在赌博和竞技理论中发现了其最具成果的另一种范型。

　　　　［２６］

　　　　那么，精神分析学要对赫伊津哈和凡勃伦作一些什么样

　　　　①凡勃伦（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Ｆｅｂｌｅｎ，１８５７—１９２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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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生与死的对抗

　　　　的补充呢？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为精神分析学的升华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精神分析学的升华理论把“较高的”文化活动视为对失去的童年乐趣的替换和补偿。费伦齐对金钱作为一种升华所作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对金钱的追逐不仅受现实原则的制约，同时也受快乐原则的制约。

　　　　［２７］费伦齐的结论得到了《竞技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支持。

　　　　进一步讲，为了给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下定义，精神分析学中受压抑的无意识这一概念似乎是十分必要的。它似乎是文化中游戏成分的基本特性，例如在“所有权竞争”中，它既是无意识的游戏，同时又绝不是纯粹的游戏。

　　　　换句话讲，它具有和神经症症状一样的心理结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受压抑的本能注定要以神经症症状的形式，以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所达成的妥协形式重现。神经症症状是“替换性满足”

　　　　；它们给人以快乐，但却仅仅是神经症的快乐。对文化作为神经症游戏的进一步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有赖于运用升华这一困难而又悖谬的概念，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一概念。而在这之前，我们要提醒读者的是，在把文化或经济活动或竞技活动分析为游戏，分析为爱欲的显现时，如果不同时考虑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本能（凡勃伦所说的“掠夺本能”）

　　　　，那么，即使说得温和一点，这至少也是片面的。

　　　　我们不可摧毁的渴望回到童年时代的无意识欲望，我们根深蒂固的童年执着，乃是一种渴望回到快乐原则，渴望回到文化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肉体，渴望回到游戏而不是工作的欲望。然而，另一方面，童年时代不可能再现，失去的乐园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儿童对自由的体验和对快乐的专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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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的对抗５４

　　　　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不可能与现实原则达成妥协（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人，儿童和成人，不能与之达成妥协的现实乃是死亡）。

　　　　儿童的快乐世界和游戏世界是靠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未受到现实原则禁止的愿望只能通过非现实的、幻觉式的实现来获得满足。通过一种基本的机制，通过使愿望获得实现的思维——这种思维也存在于成人的白日梦和幻想中，儿童便能够创造出一个使梦想成为真实，使愿望成为万能的世界。由于同样的缘故，人的爱欲生活中的这种早期繁荣便基本上始终停留在主观方面。它无法抵达客观世界；儿童只能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所爱的对象。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儿童的性欲基本上是自恋式的。弗洛伊德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不能追随神秘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而无视现实原则对人提出的要求。儿童倾向虽然是灿烂辉煌的，但却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弗洛伊德最后便面临着现实原则和我们的无意识欲望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渊源，也是任何对弗洛伊德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任何对弗洛伊德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都必须追随他去对人的童年欲望作最仔细的解剖——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对人的幼儿性欲作最仔细的解剖。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甚至早在童年时代，人的爱便已经走出自身而在外部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第一个对象——母亲。只有当我们对这种对象爱进行了分析，弄清了它如何发生，其目标是什么之后，我们对爱欲（哪怕是童年爱欲）的分析才算得上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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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生与死的对抗

　　　　第四章　自我与他人

　　　　人类家庭与动物家庭的区别，在于婴儿在严酷的生活现实中受到父母照料的时间延长了。

　　　　在这种受庇护的情况下，人类天性中的爱欲潜能便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在一种与人类生活现实大相径庭的非现实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当这种早期繁荣最终面对现实原则时，它便不能不屈服于压抑作用。但尽管处在压抑状态中，或无宁说正因为处在压抑状态中，这种对爱的早期体验便作为一种不朽的梦幻，作为人类天性中一种不可摧毁的要求，作为我们永不安宁、永不满足的要求而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在梦想中渴望回到的童年体验是一种对快乐的体验，从而，返回快乐原则乃是人类天性中不可摧毁的要求。但返回快乐原则是否就是人类天性所需要的一切呢？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一追问，正像追问童年性欲是否超越了单纯的快乐一样。

　　　　正常成人的生殖器性欲，无论是在肉体交接的感官水平上还是在热恋中情感升华的水平上，都显示出性本能有超越肉体快感而寻求以某种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