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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经典美文2012年第1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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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能说些汉语的美国基督徒，曾经两次带着家人到中国西南的麻风村，给麻风病人送上食物、生活用品，并给病人洗脚。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以致连亲人都不愿意接近病人，而一家子美国人居然跑到中国农村给麻风病人提供贴身服务。我好奇地问他：“你不怕被传染吗？”他笑了笑说：“其实麻风病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注意点就好了。”这位做好事不留名的朋友，在我们全家回国的时候，主动开车送我们到一百多英里外的机场，却连油费也不收。
当地有几个志愿服务的网站，服务的内容多半是不需要专业技能的，比如大扫除、巡视公园、看护苗圃、陪癌症病人聊天等等，有兴趣者可以上网填写个人资料，选择你能提供的服务和时间。据报道，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市去年共有55人获得政府颁发的“志愿者服务奖”，其中获得金奖的一位老人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在500小时以上。
我觉得，大多数美国人乐于做好事，首先和他们信仰基督教有关。因为他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是舍己为人的象征——爱人爱物、推己及人，耶稣基督声称全人类不分种族、肤色、性别，都是一家人，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因此真正的基督徒是有博爱情怀的，这点和咱们一些只爱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国人比起来，确实显得更不自私。其次，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人们没有那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可以依赖，有事只能求助于社区或陌生的人，所以彼此之间的互助也就成了一种需要，我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将逐渐摆脱小农经济时代的亲戚圈，更多地依靠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助，人们终将意识到“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越来越多的“雷锋”必将出现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
摘自新华出版社《大小眼看美国：一对中国父女眼中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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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你买下那把刀
作者：邓笛 字数：933
迪安兹每天都走一个固定路线上下班，日子过得忙碌而又平静。
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他回家很迟，出了地铁口后准备去一个餐馆吃一点夜宵。然而这一天，他平静的日子突然被打破了。出了地铁口后没走几步，一个十几岁的持刀少年逼近了他。“钱！”这个少年说。
迪安兹掏出钱包交给了少年。“钱全在里面，现在归你了。”他说。
少年拿了钱包转身欲走。“等一等。”迪安兹说，“你穿得太少了，如果你晚上想去抢劫的话，你可以穿上我的外衣御寒。”
少年看着这个遭他打劫的人，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迪安兹说：“如果你为了一点票子就甘愿冒失去自由的危险，我想你可能太需要这些钱了。也许我还能给你更多的帮助……呃……比如我现在正准备去吃夜宵，如果你想去的话，欢迎你一块儿去。”
少年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跟着迪安兹走进了餐馆。见到迪安兹，餐馆经理迎上来打招呼，洗碗工迎上来打招呼，服务员也迎上来打招呼。在一个包间坐定后，少年问迪安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你是这儿的老板吗？”
“不，我不是老板，只是这儿的常客。”迪安兹答道。
“可是，我发现你对洗碗工也那么客气。”
“难道没有人教过你要善待别人吗？”迪安兹问。
“可是，没有多少人善待过我。”
“那么，你自己善待过别人吗？”迪安兹问。
少年无言以对，或者是不想回答。
结账的时候，迪安兹对少年说：“瞧，我的钱全给了你，所以我想这顿饭该由你请客。当然，如果你把钱包还给我的话，我会很高兴请你吃这顿饭。”
少年毫不犹豫地把钱包还给了迪安兹。迪安兹从钱包里抽出２０美元，交给了少年，说：“我想向你买下那把刀。”
少年把刀交给了迪安兹。
迪安兹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常向别人讲述上面这则故事，以阐明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弱势群体时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助人自助，即唤起需要帮助的人的自助意识，引导他们不再跪着，启发他们用自己的意志慢慢站起来，让他们自主决策，减少依赖性，增强独立性、自主性，从而从无助走向自助。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
在向善的路上，勇气就是氧气
作者：罗西
老人拿着皱巴巴的五块钱对好几位打扮体面的行人赔笑说：“能换零个钱吗？”他要坐公车。几乎所有的人都冷漠地说：“没有。”
老先生碰壁后又向更远的一位小姑娘请求：“你有五块零钱吗？”小姑娘不假思索地将手伸进包里，结果不够五块，只有4个壹圆硬币。老人很失望。
小姑娘忽然觉悟，拿出一元，递到老人的手里，赠他，然后躲开，站在一旁。
老人欣喜，然后觉得不妥，忙不迭地说：“你看这咋能成呢？”于是，上前一步，准备把钱还给小姑娘，小姑娘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向自己聚集，害羞地继续退后一步道：“没事儿，没事儿。”老人更不好意思了，仿佛急中生智：“要不，还是我把5元给你，你给我4枚硬币就好。”
小姑娘等的车来了，摆着手，羞愧似的，逃一般地上车了。
我很理解那个姑娘。有时，做好事会莫名其妙感动羞怯。
记得小时候坐公交，看老人离自己比较远，也不好意思自告奋勇站起来去帮扶其过来，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理负担，类似于“越级报告”。又一次，让座给一大爷，他坚决不坐，原来他站着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不让我不好意思，他还特地做一些夸张的钢管舞动作，拉筋压腿地忙乎着。他懂我，我笑纳。
一小学教师给班里的孩子布置了一道作业，给每个学生一元钱，要求他们用这一元钱去做一件好事。第二天总结，只有20％的学生把钱用掉了，做成了好事；剩下的人原封不动地把钱拿了回来，不知道怎么出手……当问做好事的学生怎么用钱时，多数孩子都说把钱直接给了乞丐；再问那些把钱拿回来的孩子为什么没做好事时，他们回答说：“因为不好意思给人钱！”
有读友甚至问我：走在路上，看到有虫子六脚朝天，翻不过来，在挣扎……很想把它翻过来的，或者把它捡起来放回草丛，不要让它被路人踩死。“但是，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我往往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难为情，甚至有些羞愧，似乎做这件事就像做贼一样。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无意中我们常常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冷漠的人，而不敢做真的乐于助人的自己。不好意思做好事，在乎别人对你行为的看法，觉得没有面子，是自私的一种；而做好事不好意思，则是太关注自己而忽略别人的表现。
生活随处都是修行！在向善的路上，勇气就是氧气。
拯救善意
作者：祝洪林 字数：1290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城，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辆轿车慢慢地向前蠕动，车上的鲁尼兹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接到了儿子高烧住进医院的电话，作为父亲他必须赶到医院，守候在儿子身边。他心急如焚又全神贯注。
走出不远，鲁尼兹便看到在前边不远处，有一个蹒跚的身影在晃动。善良的鲁尼兹似乎连想都没想，就把车子缓缓地停在那个身影旁边。“请问，需要我的帮助吗？”他探出头大声地问道。
上车的是一个约有六十开外的老者，说前面不远处的农场就是自己的家，上午出来办事，没有想到回来时，公交汽车因雪大停运了，只好徒步走回去。
车在一个长长的斜坡上滑行，迎面有一辆轿车喘息着踉跄驶过来，鲁尼兹下意识地开始踩刹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车像醉汉一般，固执地调转车头，向路边撞去，一头撞在一棵大树上。
等鲁尼兹醒来，他已经躺在医院里，所幸，他只是断了两根肋骨，脑部受到震荡。他急于知道老人的情形，护士告诉他，老人做了开颅手术，还在昏迷中。鲁尼兹心里猛地一沉：他的好心，竟会给老人带来如此的重创！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又想起自己不太富裕的家庭，他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老人的家人来了，很友好地握了鲁尼兹的手，安慰并感谢他，感谢他在风雪中对老人的帮助。即便如此，老人的家人请来的律师还是如期而至，按照当地的法律，鲁尼兹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承担老人百分之七十的医疗费。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寒冷，鲁尼兹觉得心像浸在寒冷的冰雪里，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出这长长的冬季。
老人在沉沉昏睡了二十多天后奇迹般地醒过来了。谁也没有想到，清醒后的老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要感恩，不要赔偿，善意都是美好的，不要伤了好人的心”。家人愣住了，接着，律师也怔住了，继而，小城里的人被震住了，老人的肺腑之言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小城被感动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打着“让善意不再尴尬”、“拯救爱心”的条幅，为仁慈的老人募捐。一时间，爱心像空中飘飞的雪花纷至沓来，收到的善款之多，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令人钦佩的是，老人又把这些善款全部捐出来，成立了“爱心救助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因爱而遭遇尴尬的好心人。
多少年过去了，老人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以老人名字命名的基金却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爱与被爱也宛如吻合的齿轮，互相带动，循环传送，小城的人们把人性中最高贵的品德——仁慈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魁北克省举行的最受爱戴的人物评选活动中，人们毫无争议地写上老人的名字——卢森斯。人们这样评价老人：爱原本就是喜悦的关怀和无求的付出。当爱心遭遇法律的碰撞，善意被扭曲时，是老人还原了善意的本来模样，让人们可以毫不戒备地去爱，再没有什么能比生活在和谐有情的社会更让人愉悦和欢欣的了。
“照亮世间的不是日月，而是人心。”倘若赠人玫瑰，手留尖刺，谁还愿赠与？每一颗爱心都是真诚美丽的，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赞赏；每一个善意都是美好的，都应该馥郁芬芳。
摘自《做人与处世》2007年第10期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节选）
作者：王开岭 字数：2197
本期客座主编：
王开岭，1969年生，祖籍山东。著有《激动的舌头》《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王开岭文集》等多部著作，作品入选数百种选集年鉴、大中学语文读本和多届“中国散文排行榜”。在思想界，他被誉为“新生代的旗帜人物”；在文学界，他被视为优美的灵魂书写者，其作品被校园师生荐誉为“精神启蒙书”和“美文鉴赏书”。现居北京，曾任CCTV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24小时》等栏目指导，参与过《感动中国》《中国日记》等大型节目的撰文，现任CCTV综合频道《看见》主编。
《城市的世界》中，有这样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被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作者感叹，“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是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2006年，做唐山大地震纪念节目时，我看到一位母亲动情地向儿子描述：“地震前，唐山非常美，老矿务局辖区有花园，有洋房，最漂亮的是铁菩萨山下的交际处……工人文化宫里可真美啊，有座露天舞台，还有古典欧式的花墙，爬满了常青藤……”大地震的可怕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着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做那组节目时，竟连一幅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许多老人泣不成声。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是的，“90后”一代肯定认为于坚在撒谎、在梦呓。因为他说的内容，现实视野中根本没有对应物。该文还引了他朋友的议论：“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哪个角落。’杜览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这不仅是诗人的尴尬，而是所有人的遭遇。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己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叶赛宁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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