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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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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他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不假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段美利坚的强国历程，都总是有一位用中国人说的话叫做“明君”。我们熟悉华盛顿，熟悉林肯，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谁缔造了纽约的曼哈顿岛。当我站在“帝国大厦”俯视森林一般的楼宇和楼宇之间那涌动的车流人流，我唯一特别想知道的是谁缔造了这个世界之最的商都？我当然知道商业的力量可以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当然也知道市场可以营造繁华氛围，然而我想寻求那个缔造了这座世界商都的领导者与开拓者，但我没能做到。可这并不意味着锁断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建设与历史进程难道不是因为一朝“明君”一朝繁荣吗？
义乌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相应获得了这种可能。改革开放20年，义乌市场18年，从谢高华那一任算起，义乌的领导已经换过数任，百姓们心里清楚，哪个时期发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好领路人。今天义乌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又恰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向誉满神州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迈进的阶段，今天的义乌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们今天的领路人。
显而易见，像义乌这样一个社会实力和人民生活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地区，如何顺时应势，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摆在现任班子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在挑战面前，班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们高擎“再创业、再发展、再提高”的旗帜，没有一天放松过肩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金勇很清楚这一点，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县太爷’，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母鸡’。只有把这个主体力量充分地动员起来，把这只‘母鸡’喂饱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进而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在有时我们一说工作成绩，就总是先在某某领导、某某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亲切关怀下’，最后才说到是‘在广大群众努力下’，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义乌有今天，难道不是这个理吗？领导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可领导的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时它才发挥真正动力。什么是民心？对一个地区而言，根本的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起来，让社会朝前走，这是体现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实现它，决策者和领导者就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心思放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上，锐意创新，又能善于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级领导班子的同志都要把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来开展工作。拿我们义乌来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越办越兴旺，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多了以后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有情趣。这就是我们现任市级班子为什么把精力都重点放在要把义乌建成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为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为城里人这是最高的一种理想追求，而我们因此不断强化加速城市和集镇建设，为的就是满足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同时城市发展了，我们又不能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啥叫当干部？当干部就是干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或者是心里想却又不能如愿的事。我常对下面的人说，我就是要你们拼命地工作、干活，为啥？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给耽误了……”
（义乌市的领导从赵金勇书记之后已换了几任，现在的市委书记是楼国华。楼书记在义乌已工作数年，他的执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义乌近几年更飞速的跨越式发展。）
义乌的百姓告诉我，别看他们的市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在全国闻名，可义乌作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市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得归功于现任班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工作的大手笔。曾几何时，这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一下成了拥有二三十万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几万流动人口的城市。然而尽管许多百姓的户口完成了“农转非”程序，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当这种非城市化的意识和行为，集中在一个公共区域表露出来时，它给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绝对的丑陋。义乌市在一个时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说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污水横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树起来，把市民的素质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阔斧地作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几大工程，而且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认为是决策者“拿百姓的钱为自己出风头”。
“其实我们是用心良苦啊！我们这些市级领导中，大半也都是农民出身，当我们接待外面的客人上义乌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对我们说什么呀，他们冲着我们说：义乌人靠小商品市场是赚了钱，赚了大钱，但看看义乌街头脏兮兮乱哄哄的样，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们骨子里是成不了器的农民嘛！听了这些话，我们脸红呀！难道我们义乌人就只会赚钱只会办市场，而不会把自己收拾成标标准准的城里人吗？”市府的一位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情绪激昂地走动，一边如此对我说道，“不信我们农民就只能永远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我们更不信义乌人除了赚钱就不会建设自己的城市。于是我们发誓要把义乌的城市建设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宽马路、规划新区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质上。可农民身上确实有些习惯与传统并不好，你去帮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欢迎。这时候你推行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坚决、果断，甚至敢冒落骂名的风险……”
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没有给我讲述他们是怎样抓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骂名的事，但义乌的百姓却给我讲了。前年，市府针对义乌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大抓了街头“三禁”：禁喇叭、禁烟炮、禁养家禽，那阵势百姓记忆犹新。先说禁喇叭。自打义乌小商品市场办起后，义乌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大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声”，而且曾经有领导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归为义乌市场繁荣的象征。现在市里要抓禁喇叭声，这对已经无拘无束按了十几年喇叭的车手们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锢运动”，一句话，哪儿也不习惯。
“不习惯也得改！”市领导铁了心要做这件事，“市交管部门要专门设一个箱子，用来装违章的驾驶证，这个箱子要上3把锁，交警部门1把，城管部门1把，市府1把。有话在先：谁也别想对违章的人开后门，谁也别想讲情。谁讲情，谁开后门，就撤谁的职！”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带着能出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交警人员、城管人员，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他们见一个按喇叭的就扣一个司机的驾驶证。百姓们讲述当时的情形时形象地说：“那段时间里，大伙对违章按喇叭者就像见过街老鼠。那劲头……哈哈哈！”
这一招可以称绝，连义乌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能把像按喇叭这样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后的禁烟炮、禁养家禽等也都大获成功。“三禁”一治，义乌市面上似乎一下换了个样，百姓回头一瞅，发自心底的一种意想不到，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来嘛！决策者们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这仅仅是“初级阶段”，在义乌市领导的一班人心目中，他们勾画的现代化义乌市，应该是个“农工商贸市”齐发展的中国式新都会。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建设好城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好农民的美丽家园和不断扩张“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济外延。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义乌最令人激动的内外两幅日新月异发生着裂变的锦绣——
让我回到距市区一公里外的那个“福田庄园”吧。
中国真的有农庄吗？中国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像当年的地主（我们今天50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地主的家业是什么样）？还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外国富豪们所拥有的那种庄园？总之，庄园这个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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