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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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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俐牙的冯爱倩几句话就将两个刚刚还像斗鸡一样的小老板说得无话可说地低着头出了门。虽然在短暂的采访中我无法获悉更多的相关事例，但义乌市场管委会冯爱倩、何海美、龚辉潮他们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无限的思索：义乌市场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之所以不断地繁荣，它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了冯爱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创业者的敬业精神与无私奉献，是义乌市场闪闪发光的基石，它支撑着这座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在第二代市场建立不久，原设计的1800多个摊位在开业不到一个月里由于经商人员猛增，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办法，使场内摊位扩至2800多个，但参与经商的人员依然如潮水般地涌来。经历当时这一幕的义乌人都还清楚记得，新市场开业时，大伙对当时全省第一大室内市场叹为观止，可转眼间竟然被挤得无立足之地，别说远道而来的客商们进不了市场，就是本地的摊主进出都成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市场，因此几度出现摊位租赁费猛增，有人看着摊位抢手，便干脆倒腾起摊位来，这更加剧了市场的吃紧与混乱。1985年4月下旬，已经从谢高华手中接任的新一代县委领导现场办公，在征求工商户的意见基础上，决定为适应市场需要提出了再建一个市场的方案。然后令决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传出，当即引起了另一种异议，由于新方案中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里甚至向中央写信说：“这么好的田毁掉建市场太可惜了，光靠市场能吃饱饭吗？”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是：你们这么干，既毁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这些自发的又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们所制造的某种不正常的现象所迷惑！在当时，这种意见不是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从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干部的心态来看，对搞市场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为义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打了问号。怎么办？路只有两条：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场向前推，不建就是让市场发展到此为止。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都集中在县委身上。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赵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赵仲光书记处理此事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叫上县里五套班子成员，跟着他来到实地考察，最后来了个集体表决的方式把再建市场的事定了下来。“有意见只听不改，定下来就快上，明年国庆节前开业时我来剪彩！”赵仲光书记最后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斩乱麻，而义乌的决策者们从谢高华开始就一直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便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仅用了10个月时间，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城内建成。
形势依然出乎想象。开业之初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令义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市场之好连经营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时隔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义乌的第三代新市场再度告急：经营场地爆满不说，整个义乌城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室内场地不够用，许多经营者和客商只能见空地方就凑在一起买卖交易起来，曾出现过有人什么生意都不会做，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栋楼给外地人提供进货发货中转，结果此人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了100多万元！义乌人太精明呀，有人听说出租房屋赚大钱，于是便掀起了在县城内大兴新宅基的热潮。哎，这一热，连一向头疼如何把城市建设赶上去的城建干部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搞了几十年却从没多少改观的义乌城市建设在一夜之间楼群遍地，马路一新，整个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叫人兴奋的是政府没掏多少钱，仅仅多拿了几套规划而已。
市场给义乌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短短几年间的市政建设使以往的一个小旧镇，瞬间一跃崛起，成了浙中的现代化城市。1988年，义乌正式由县变成了市。而这撤县改市的进程，如果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也许义乌的今天仍然是个县级建制的地方。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进入自由经济时，它的发展将常常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同样的道理，当它一旦进入良性状态后，它的发展将超乎我们想象，并对整个社会形态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第三代市场开业不久，摊位的紧张再度成了义乌市场的首要矛盾，而此时外地客商对义乌市场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故经营者纷纷向已经是市府的义乌领导们强烈要求再把市场扩大，其急切心情胜于火燎。看来第三代市场的决策过程又是短期行为了。别犹豫了，再扩吧！这回上下几级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看法一致，因为实打实的好处使义乌很少有人再对市场说三道四了。集体决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场后侧过稠州路向东延伸的120亩地作为第四代市场规划区。6月份决定，7月份就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向全市发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千千万万个经营者和60多万义乌百姓都在期盼着更大更精彩更宏伟的“中国小商品市场”诞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遍了中国大地，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空乌云阵阵。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来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铲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践，则早已开始并获成功。当义乌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市场经济也真的像一只“无形之手”，帮助和促进着整个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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