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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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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吗？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9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义乌人既继承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一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者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缤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高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占上风。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负责人徐至昌。
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20多年的右派，这其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桌、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凳。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张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扩展市场。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工商所的同事听说后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子，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十几年过去了，义乌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汉子，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再看看当时他写的那份报告似乎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太高明之处，然而在那个时期的那种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胆地构想出了义乌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任我们去畅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经商者不忘谢高华书记一样，不论义乌现在的经商大户还是小户，只要曾经在北门街一带摆过摊的人都还记得徐至昌给他们提了一个发生命运根本变化的好建议。
徐至昌的报告正巧转到了县委书记谢高华手里，自1982年9、10月县委发出《第一号令》后，百姓对公开允许经商一片赞美，但随即也有人不断在谢高华耳边吹冷风，说打小市场开放后，所在街道人满为患，经常发生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一个时期里居民对此还真有些怨声载道。到底怎么办，当时县委和谢高华书记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关于移址扩建市场的建议，无疑给谢高华和县委决策“以商兴县”的大目标点了把火。
“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做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徐至昌的建议说明了啥问题？说明了我们当干部的有些思想和观念还跟不上群众。这怎么行呢？这可是要拖改革开放的后腿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谢高华一边抽烟一边不时地站起身子向干部们大声说着，台下则静地出奇。大家知道，这个会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县委要作出一项将影响未来义乌的决策，要把经商、兴商当做彻底改变义乌落后贫穷面貌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战略任务。
“我们义乌需要发展，可我们既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又连个侨胞侨眷都找不出来。靠什么来着？有呀，人民群众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义乌有不怕吃苦不断进取以小本滚雪球的看家本领——‘鸡毛换糖’呀！别小看了这一把鸡毛、一个纽扣，它里面的学问还是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哟。今天我们要把这看家本领统统地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你们给我举个手，看看谁摇过拨浪鼓？”
谢高华书记的话音刚一落，台下顿时“哄”地热闹起来。
“举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于是台下竖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谢高华书记一边重新点上一支烟——他的烟瘾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断“燃烧”，特别是在异常兴奋之际。“好好，我们义乌不愁富不起来！你们自己看看，除了我这个外地来的和个别同志，你们都曾摇过拨浪鼓，都干过‘鸡毛换糖’嘛！行，义乌以商兴县一定能成，这是我们最大也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一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的了？”
“这也还用问吗？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只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游荡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做“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声名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做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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