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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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使几十万本来就善经营、敢干事又肯吃苦的义乌人，解脱了多年束缚在身上的枷锁，纷纷加入到了经营行列。一大批农民从田埂走向了城里，有的重操拨浪鼓干起传统的“鸡毛换糖”，更多的则上街摆摊开店，到外地批发进货运回义乌。特别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祖先留传下来的本领，重新用于开发像制糖、产枣等传统加工业上。正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尤其是城内几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一号《通告》”。“你们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谢高华扫了眼，见人群中有几位是商业局下属商店的职工，便问。

“是嘛。”对方不明其意。

谢高华笑笑说：“我先给你们讲件几天前发生的事，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铅笔用完了，便上街到你们那儿买笔。当时我见一位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又正看得起劲，我问她有没有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低头往玻璃柜内一看，里面明明放着很多我想要的那种笔嘛，就说同志这儿不是有笔吗？这营业员很不耐烦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笔往柜台上一扔，也不说价，只管低头看她的小说……同志们，我说这件事可不是胡编的呀，你们自己承认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可就是这样的经营态度和服务水平，人家小商品市场上的经营者怎么可能不把你们冲垮？要我说，你们不解决自己的问题，堂堂国有、集体单位被小商小贩冲垮挤掉，也是活该！”

书记的一番话，说得这些刚才还理直气壮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

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闻名中外的名特产——金华火腿，其实“金华火腿”的真正发源地是义乌。谢高华放手让农民搞经营和市场后，具有传统工艺的佛堂镇几个农民办了家“田心火腿厂”。消息传出，省、地、县食品公司不干了，找到县委坚决要求关闭佛堂镇农民办的火腿厂，理由是金华火腿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农民无权参与。谢高华一听很生气，说：“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创造的而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农民创造了火腿，哪有没有加工火腿权利的道理？至于私人火腿加工的质量和产品出口的问题，只要保证达到有关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

“谢书记，你这么说，就等于放纵农民破坏国家政策，我们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们关张，我们就到省里、中央去告你！”来者不善，且针锋相对。但他们碰上了一个为了人民利益从不害怕的县委书记。

“要告随你的便，但让我下令关农民的加工厂，就是撤职我也不会去做！”谢高华回答得斩钉截铁。

历史便是这样一位无情的法官。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说，十几年前不是谢高华这样一手为个体经济大开门渠，一手力挽狂澜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义乌会有今天的“华夏第一市”之称吗？

不会。64万义乌人明确地告诉我。

但，经历沧桑，如今依然过着平民生活的谢高华却这样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发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论自然条件，论地理优势，义乌没有一点可以同沿海开放地区的县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华，义乌也比别人无半点先天优势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别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先行了，并且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难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大无畏的胆识是断不可能的。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自古就是义乌人的秉性。当我踏上这块热土之后，方知儿时熟吟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的作者竟是义乌人，他便是人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想当年，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讨武檄文，震荡武氏朝廷而后又成为千古名作。也许正是骆宾王的这种铁铮铮的傲骨，才使近代的义乌屡出人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皆为义乌人士。

我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如今已被写入党章，写入国家的宪法。这是民心所归，国魂所归。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对，是提倡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就是对上述问题为我们找到了科学、准确和开创性的答案。任何一个真理与历史经验都需要实践来检验。而真正哲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最初的敏锐与发现。当历史已经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义乌人在十几年前率先于全国，首创了以个体经营为主导的小商品市场时，你会惊骇地发现冯爱倩、谢高华等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何等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挥笔重墨写到义乌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骆宾王的子孙、冯雪峰同族后裔冯志来。

冯志来几乎与义乌现今的市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稠州北门路上冯爱倩他们摆摊开始，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义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整个历史，冯志来只是一位热心和冷静的旁观者、思想者，虽然他也出版了有关对义乌市场思考与发展的专著《兴市边鼓集》，但他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农民市场经济令国人不可思议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冯志来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写出了与今天我们高举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内容极其吻合的《半社会主义论》和《为什么》两篇著作。

1962年时的中国是个什么历史阶段？那是极“左”思潮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正重袭神州大地的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颠颠簸簸中行进了10多年，虽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国家的躯体和人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似乎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下了一个个定义的问题，又一次次使那些善于思考和探究的哲人产生了疑问。在没有哲学纷争只有贫苦困扰和时时处处受人监视的一个偏僻的浙江农村长大的、一位年仅27岁的义乌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六个大字《半社会主义论》。

怎么？社会主义还有半个一说？！

是的，这位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义乌青年，面对一件件触目惊心、屡屡刺痛国民心脏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脸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一句话：“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

我看到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原文是在他写出3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是个好年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对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聪明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当今天我们认真读一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读一读关于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修改宪法的决议，你是不是感觉到为什么30多年前义乌人冯志来所论述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与今天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何等相似相近！

不错，就其精神实质，冯志来当年的“半社会主义”概念完全可以说与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冯志来了不起也就在于此。要不然，他这么个小人物也不至于成为毛泽东所言的“两个半包产到户理论家”之一而载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史册。

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

“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和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啊，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