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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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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楼不清除，三亚就没有出路，就永远不会有人进来再投资，游客也不想再来了。我们被逼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地步。但真要动真格时，一桩桩难题、怪事，简直多得出乎你的想象……”王富玉说有的楼盖了半拉子，大门一关，你敲不开它；有的楼盖一半扔在那里，你好不容易在工商注册那儿找到了主人，人家根本不承认是他的，可你真要动他一块砖时，他们会一下子冒出几十号人，非砸断你的腿不可！啥样的事都有。只有一件事情没变：你不动真格，“烂尾楼”仍然安安稳稳地竖在那里，让三亚丑态百出。
“后来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强硬处置烂尾楼。先发通知，限时令业主来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议处置办法。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烂尾楼，但仍然有相当多连人都找不到。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就是那些找到业主的烂尾楼，你还得有一个最终的处置结果吧？政府总不能去把所有烂尾楼全部重新建好吧！哪有那么多资金嘛！于是想出了个办法：拍卖。但拍卖的做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和争议……”王富玉说。
王富玉的传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的下一个大动作是要炸楼——把那些拍卖不动、无法处理，业主不服从处理又想硬顶，或者严重影响三亚城市规划和美观的烂尾楼，统统地炸掉！
“炸！”一个“炸”字，惊天动地！一个“炸”字，让王富玉成为了全国著名人物。这其间，他差点也被别人“炸”得粉身碎骨……
“我们炸了大东海那个地方的两栋楼，其中一栋楼的业主是我的熟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行动和做法，怎么做工作都做不通，最后只能跟他们翻脸了。另一栋的主人很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好言相劝，动真格的时候，人家就明的暗的都来了。我不怕……”王富玉回忆起当年，仍旧一腔热血，“有些事，老实说到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到三亚建房，有正常经营的房地产商，有中央和全国各地政府机关来盖疗养院和各种培训基地的，还有各种背景下的别墅等等，你谁都得罪不起。我们的压力由此而来。当时我才真正了解了啥叫别无选择。我告诉这些老领导、老朋友，三亚要发展，要发展就得大家一起来付出代价。这就叫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三亚不是我王富玉的，也不只是三亚人民自己的，三亚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共有的一块美丽之地，谁破坏了这块美丽之地，谁就是罪人。”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三亚已是如诗如画，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满城伤疤的“烂尾楼时代”了，也无法感受到当年王富玉他们经历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城市的活力，是从健康的科学的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开始的。三亚的真正腾飞，也可以说是从“炸楼”之后的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热起始的。
1998年12月18日至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三亚视察，先后考察了崖城镇坡田蔬菜基地、天涯镇文门村的庭院经济等，也参观了三亚著名的风景区，包括亚龙湾。这位素有“铁面总理”之称的总理，除了在视察农民家和普通百姓在一起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笑容外，与干部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面容一直是威严的。朱总理这次视察期间，给三亚干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三亚的城市建设“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我看你的名字应该改成‘王美玉’——三亚不建设美，你这个书记也富不起来！”这是朱镕基对王富玉书记说的话。
像朱镕基这样严厉的批评是来三亚的那么多中央领导中少有的。而这话也着实让三亚的干部们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那时三亚的城市建设确实不太像样，毫无章法。王富玉来后，从钟文、洪寿祥等前任手中接过‘大三亚’后，开始朝着‘美三亚’的目标迈进，发展和推进了新一轮的三亚城市建设工作……”一位“老三亚”说。
“我在任期间很荣幸请到了全国政协主席、城市建设的行家李瑞环同志为我们三亚城市建设支招。如果说三亚后来的发展和建设能够做得比较好，李瑞环同志的功劳首屈一指。”王富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000年2月，李瑞环同志到三亚视察。这位平民出身、对三亚充满感情同时熟悉城市建设的领导人，在王富玉等人的盛邀下，结合自己三次来三亚的观察和感受，于2000年2月10日，与三亚干部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关于城市建设的对话，以一位行家的身份为三亚把脉、支招。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地级城市专门发表讲话，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2000年底，李瑞环同志又来到了三亚。这一次他到了三亚不少地方，而且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满意地笑了。在接下来召开的会议上，他对三亚的领导说：“从2月上旬到现在不过十个月，三亚城市建设动作很大，变化很大，势头很好。可以肯定地说，三亚市委、市政府，三亚的广大群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海南省委、省政府，青林、啸风等省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亚城市建设抓得富有成效，眉目已经显现，许多地方未来的景象已见端倪。三亚的建设对全国都有影响。新闻单位的报道都是好的，外地人来后的反映也都是好的。令人高兴的是，市里几套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城市建设思想认识一致，态度比较坚决。希望你们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提高质量，讲究科学，力争创造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水平！”
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亚市委在王富玉的主持下，借着李瑞环“支招”的东风，针对全市范围内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治和新的科学规划，使三亚重点风景区和城市的整体面貌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流血流汗又流泪的不平凡岁月。
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张萍女士告诉我：“其实，那几年为了把三亚的城市品牌打出去、在全国和全世界打响，王富玉书记、陈孙文市长等领导都亲自带头到外面去当三亚形象的推销员。三亚的名声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打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三亚市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对三亚形象的宣传推广工作，包括海南省历届领导在内，他们都为推销和宣传海南及三亚作出过贡献。
时间轮转到王富玉那届领导的执政期，这种宣传推销的造势，就更显得声势浩大。王富玉的大刀阔斧作风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时又因为与他并肩作战的市长陈孙文、王为璐、吴文学这几员大将，对宣传推销三亚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激情，所以在跨世纪的那几年中，三亚的对内对外宣传迎来了一个“旺季”。这个“旺季”也使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并爱上了三亚……
1999年，三亚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塑造三亚旅游形象”的概念，即要在形象上把三亚的品牌打出去。王富玉书记说的话更狠了：谁砸三亚旅游的牌，就关谁的门，摘谁的乌纱帽！
为了配合“三亚形象”的塑造，这一年的3月1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城市道路整治与公园建设方案，至此，三亚市一个大规模的城市绿化美化工程开始全面启动。
当年的9月10日，三亚走出了庄严而重要的一步，由副市长吴文学带头，市政府在广州市召开了宣传推介三亚旅游重要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和主要景点推介会。
会上，他们向海内外宾客隆重推出了当年度的“九九重阳节”——南山长寿文化节成了这一活动的主角；其次是11月份的“天涯海角”世纪婚礼节，以及迎接2000年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千年庆典”。
后来这三项活动获得了空前成功，三亚的名声也因此大震。
王富玉、陈孙文和吴文学这几位“旅游狂人”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更远、更大的地方。
有一天，北京人突然发现在王府井大街上正在举行“三亚旅游宣传周”。身穿绿色“岛服”的王富玉在那儿举着高音喇叭宣传三亚如何如何地好，他那幽默而动情的语言，吸引了众多过往的行人，纷纷询问到三亚的有关细节。
“到三亚旅游，保你满意。如果遇到不痛快的事，找我这个书记就是！”王富玉拍着胸脯向大家打包票。
“嘻嘻嘻……我们一定去！有书记在这儿做广告、打包票，三亚一定错不了！”几位东北姑娘被王富玉的话打动了。
书记、市长亲自到全国各地推销宣传自己的城市，这在王富玉时代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城市宣传之先河。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从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开始，到2001、2002、2003这三年，三亚的旅客几乎都是以30％～50％的速度递增。
在进行国内宣传推介的同时，三亚人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拓展国际旅游市场上。
南山文化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其实就是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客。1999年南山首届长寿文化节和后来的南山寺开光之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吸引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游客。尤其是为了打开韩国市场，三亚的多位市长亲自带队到首尔等重点城市去搞宣传活动，甚至把曾当过韩国总理的要员聘请为三亚的旅游顾问。之后，韩国的包机很快就开通了。现在三亚至韩国的航空专线每周都有好几个航班，旺季时每天都有几个航班。
2000年1月6日，三亚凤凰机场异常热闹，气氛格外喜庆。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黎树祥、三亚市常务副市长吴文学早早地来到贵宾道，他们手持鲜花，脸上的神情显得异常激动。
“现在播送一个重要消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至三亚的旅游包机航线正式开通，首班包机现在马上就要进港，我们由衷地祝贺三亚这个美丽的城市能走出国门、迎来更多的海内外宾客。”机场的广播响了起来。
“来啦，来啦！俄罗斯朋友们来啦！”顿时，机场迎宾口热闹了起来。不多时，三亚机场的外宾通道口，出现了一大群提着各种旅行包、身穿五颜六色的休闲服、满脸好奇的俄罗斯客人。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手持鲜花和彩旗的三亚儿童们，边歌边舞，机场内外，好不热闹。
这一天对三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三亚从此打开了意义深远的俄罗斯市场，而俄罗斯市场的开启，证明了王富玉他们的旅游战略获得了成功。
第04章 精神家园
在海南三亚，过去人们只知天涯海角皆为贬官之地，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达官和没落的望族。其实在三亚的历史上还出过一位被后人尊奉为神的“布衣女神”——黄道婆。
黄道婆是我国元代著名的纺织大师。生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上海松江乌泾镇人。那天，怀着无比崇敬之意，我来到崖城水南村，在一所古寺中谒见了我们苏南人的圣母——黄道婆。崖州时代的黄道婆，是位手捷眼快、善良温厚的妇人，心灵手巧的她，勤学苦练的姿态和挑灯夜纺的身影，使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所见的母亲——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在手摇纺车和木纺织机上织的布做的。这种感觉非常神圣，所以黄道婆在中国人包括我等后辈的心目中，无疑是个圣母。
中国圣母，一生甘苦，学艺在三亚，这是以前我们不曾知道的。但到三亚走一趟，这片燃烧的热土和滋生万物生灵的大地，自然而然地让人清楚了一点：三亚不仅在农耕时代出了“衣被天下”的黄道婆这样的圣母，在今天，三亚热土依然养活了亿万中国人，是三亚的这片独特的热土，培育了一代代伟大的种子和伟大的人才，他们的精神，依然在支撑着中国的农业，并通过农业的有效发展，支撑着今天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
这一点，中国人必须而且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三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贡献，是这里培育了一代代关乎到十三亿人肚子的农业优质种子！这就是“南繁”和“南繁精神”。
“南繁”是中国农业南方种子繁殖基地的简称。如前所述，在过去，我们也许都听说过袁隆平这个人，也听说过他的杂交水稻技术，对袁隆平院士的伟大贡献可谓家喻户晓，可我们并不知道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培育原来是在三亚这块土地上获得成功的。
在三亚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三亚大地则是中国“杂交水稻之母”。
不错，如果没有三亚这片热土，也许中国永远出不了袁隆平！
据说最早在三亚成功实现育种工作的是山西省农科所的专家，他们在这里完成了第一个杂交高粱种，取名为“晋杂5号”。这个品种，比山西本地育出的高粱亩产高出近一倍，因此山西农科所打出了名。消息传到其他省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开始纷纷来到三亚。他们担当着同样的任务，即冬天在这儿育种，育出的种子拿回去大面积推广。这样当年育种，当年就可能在当地农村推广。这在“大跃进”和以粮为纲的年代，专家们能通过三亚育种迅速提高当地农业产量的做法，该是多么了不起和值得推广的大事！于是三亚从此成了中国农业专家们进行试验和育种以及出成果的“硅谷”——那时没有硅谷这个词儿，有人就把“南方繁殖培育新种子”简称为“南繁”。“南繁”便是由此而来。它在中国农业科技界人人皆知，然而过去或许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南繁”并没有在公众和社会中传播开来，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南繁”为何物。即使袁隆平培育出了著名的水稻杂交品种扬名天下后，报纸媒体对三亚这块“南繁”基地的宣传仍然甚少。总之，三亚在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和作用被人为地淹没了……
几十年来，三亚默默地为中国农业科学铺展着温床般的宽阔胸怀与躯体，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乳汁、阳光与雨露，以及血液与气息。
采访第一天，“南繁”办公室负责人眼里闪着泪花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他们刚刚为一位叫陈学求的教授建了一个永久的墓碑，让这位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永远地“睡”在三亚南繁大地上……“陈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1952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归国华侨。1959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科学工作。1970年，陈教授第一次带队到了我们三亚从事南繁工作。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除了有两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工作外，陈教授每年都到我们这儿来，一待就是半年。他的小女儿1971年出生，到7岁时还不认得父亲，直到13岁才和父亲第一次一起过春节。陈教授在南繁科研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他选育出的吉杂1、2、3、5号高粱品种，目前早已在全国大面积地推广，成为东北地区高粱生产的主要品种。他选育的最新品种——吉杂8号高粱，是专门为我国西部盐碱地区选育的高粱优良品种。在陈教授的笔记本上，准备研究和选育的品种已经排到了16号……他是病倒在南繁路途上的，他的事迹后来通过《内参》被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后，才通过媒体报道和宣传出去的，在他去世那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陈教授的事迹催人泪下。然而我知道，像陈教授这样的人，仅仅是30多万“南繁人”的一位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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