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炫风-第4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ü豆赜诰锰逯聘母锏木龆ā罚怪泄母镒芴逅悸方辛酥卮笸黄菩缘姆⒄梗沼谠谇凹改辍笆铡庇搿胺拧钡呐腔仓醒≡窳撕笳摺�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工业之花盛开田野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汶Ｚei8。电子书小说网／／。 ］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入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
可不！只需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32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
●让土地生钱的高招
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10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