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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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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
●啸傲神州的领头虎
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入，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历史上曾与草根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入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入“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于是我们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后来我们又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于是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
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大朗镇，其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叫大朗毛织一厂。该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脑袋很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须太多技术，也无须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到了1995年，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朗毛织产品展示会，让世界认识大朗……”
有了影响，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产业影响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镇有5000多家毛织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市场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细细推敲大朗这些年走过的路，再纵观东莞，以及东莞各镇、村这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走着走着，到了一定阶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升华，既是多年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同时也是东莞各级决策者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地区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脚下的地在变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东莞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说“惊天”略显夸张，说“动地”未必过分。正是这件“动地”之事，把大学问家于光远给惊动过来，时值1985年。
于光远来东莞的这一天，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碰巧有要事缠身，他吩咐别人带着于光远下乡考察。
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喽。”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从这个举动中，村里人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入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宣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村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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