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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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4平方公里，22平方公里，44平方公里，72平方公里，一直到现在的140平方公里。25年时间，开发区扩容了几十倍。老县城在30年前只有4。1平方公里，而现在，你到昆山走一走似乎有这种感觉：这个城市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整个昆山都像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都像蒸蒸日上的开发区……

说透了，昆山的发展之路，根本的一点是他们的思想解放和紧紧抓住外向型经济这个“牛鼻子”，并在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及以人为本地建设昆山，因此才使得昆山有了富足的今天。

从当年的苏州“小八子”到“江苏首富”，昆山用了不到五年时间。1983年，昆山全县的工业产值不足一亿元，到1989年已达10亿元，1989年昆山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156元，为江苏全省之冠。

从全省第一到全国第一，昆山用了15年时间，2005年昆山第一次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使连续四年名列榜首的广东顺德退位次席。这对昆山而言，是个历史性的飞跃标志。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我们知道，昆山现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27元，而1985年仅813元；昆山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7年为12168元，1985年是201元。这两个数据表明，昆山今天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中国其他县级地方。

“昆山无山却有玉”，这话在昆山的干部和百姓中现在谁都会说，我听后似乎品出一种解释：天上不会掉馅饼，昆山之玉是以昆山人的心血铸造而成的。

这话可能有些人仍然不太相信。其实也难怪，因为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昆山的成长史，更不了解昆山穷的时候和他们从穷变富的全过程。

而我知道——现在我要给读者讲讲我的老乡们讲的那些故事，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著名导演和我一起到昆山去作了一天采访，感动得非要签约，将我一字未写的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你只要把昆山人如何招商的故事串一串就是最精彩的电视剧。”她说这话时的眼神是闪着光的。

昆山人的创业故事，可以是血和泪纺织成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再次提到宣炳龙这人，因为他是昆山开发区的全部历史见证人，他在开发区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了整整23年。“你可能是我当开发区负责人最后接受采访的一名作家、记者了。”那天他这么说。

我回到北京没多少时间就听说宣炳龙因年龄退位了，我采访他时，其实苏州市委已经安排他当了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厅待遇。苏州市政协主席是王金华，也是昆山人，他们俩加上吴克铨，成为有名的“昆山开发三王”。

“我们的开发区，在当年我们进这片地方时是骑自行车，但后来发现，人根本骑不了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人——到处都是烂泥地……”宣炳龙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坐在气派的开发大楼的“部长级水平”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将我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搞第一个外资企业，那时我们连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惹出一些毛病来。有一回我晚上十一点钟去敲总机值班的那个小姑娘的宿舍，让她起来接线打长途，人家老大不高兴，责问我：你半夜敲我门想干什么？我说有急事要长途国际电话，人家小姑娘根本不理睬，我不能半夜给你开门，谁知道你半夜来敲门怀啥坏心哩！无奈，我只能等到天亮。”这是老宣讲的第一个故事，把我和那个女导演笑弯了腰。

“昆山第一个台商到我们开发区落户不久，突然半夜有公安局来敲我门，我问什么事，公安人员开始不说话，先到我房间里查看了一遍，然后说：老宣啊，你可得注意，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敌情？我说哪来的敌情？公安人员说，昆山现在不仅有敌情，而且是台湾的特务敌情。我一听不信，说哪有特务啊。他们就半夜把我拉到一个台资厂，指着一堆纸箱上说，这不是特务敌情还能是什么？我一看，简直哭笑不得，原来那纸箱上印了一行字：三民主义救中国……”这是老宣讲的第二个故事。

“又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找到我，说老宣你这样下去不行，昆山非出大事不可。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们又把我拉到那个外资手套厂，进了女工宿舍，他们指着女工床上的几本外国杂志，说：你老宣自己看看，这么腐朽的资产阶级东西在工人中传播，昆山不出大事才怪。原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厂的老板为了让女工们熟悉生产外销手套的特点，给每个宿舍发了些时尚杂志，那上面有女人穿着露一点的照片和服饰……”这是老宣讲的第三个故事。

“我们去广州招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意向到昆山来投资的外商，我们就请人家吃一顿饭。人刚从广州回来，纪检部门的人就来到了办公室，他们脸色铁青地冲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去了，才知道有人检举我们在广州花3000元请外国人吃了一顿饭……”

“哈哈……哈哈……”我们再也收不住笑了。

坐在“老板椅”上的老宣则一点没笑容，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办开发区的第一天起，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那样的检查、调查、审计……

“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昆山的干部群众为了建设这开发区奉献了多少心血和泪水、汗水？汗水其实不用说，做事情肯定要流汗出力，但碰到的出力流汗之外的事就会让你感到百倍的累……像吴克铨他们这些昆山的大当家人，更比我们经历的事多。我们前几年出动招商，只敢住旅店，住洗澡堂。第一次到广州连香蕉都不会吃。有个局长在广东看了一根八块钱的皮带很想买，但最终没买，因为他身上带的钱都是公家的，不敢用。这钱可以用于招待外商和谈生意时花费，但我们县上明确规定绝对不能用于个人开销，当时昆山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的规定。

“后来台商多了，他们习惯和喜欢夜生活，不怎么在白天用心思，更不怎么跟我们在白天谈事。为了适应和伺候好客人，我们的干部白天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晚上就得去陪客人吃饭喝酒。有人以为吃饭喝酒是件乐事，可天天上馆子、举酒杯的人知道啥叫难受。尤其是台商们喜欢上‘卡拉OK’——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凡参与招商的干部是不准进卡拉OK厅的，只能在外面等着。这客商一进去不要紧，不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不会出来的。大冬天的，我们的干部只能在‘卡拉OK’厅的走廊或屋檐下靠抽烟取暖挨时光……”

老宣的故事让我们不再笑了，而是感到阵阵心疼与由衷的敬佩。

老铁，昆山文联副主席、诗人。这位昆山诗人与其他文人的不同之处，是他曾经当过乡干部，在一个富庶的地方的行政干部放下手中的权不干却去到文联当诗人，这恐怕也只有昆山人干得出来。但老铁当文人当得似乎有些滋味，因为“在昆山的日子好过”，老铁这样说。但让老铁说起昆山的创业之路时，似乎仍很激动，原因是他也有过作为乡镇干部所经历的那些让他难忘的“招商故事”。

下面是老铁作为朋友而为我整理出的材料——

《招商的故事》之一：风雨中呼唤“海虹”

丹麦“海虹老人”的几位年轻人来张浦考察已二十余天，引荐来张浦的W女士临上车时握住我们的手说：再联系，再联系。就坐进面包车一溜烟远去了，那一刻，我们的心里是甜滋滋的。于是，开发区指挥部立即开会，部署迎接“海虹”落户的具体工作。可这一晃近一个月了，对方却杳无音讯，心里的甜味渐渐地变成了酸味甚至苦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连着几天，总是下雨，浇得大家心里闷闷的，脑子里昏昏的。路桥工程暂时都停了下来。星期天，招商部、工程部的小伙子们在办公室里一脸的愁云惨雾。回想着接待“海虹”时的枝枝节节，实在是无懈可击的，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到位，每一个细节都比较圆满。而这“风筝断了线”，大有一去不返的态势。我们突然醒悟：这“招商”难道是“等鱼上钩”、“守株待兔”吗？！孙书记一再告诫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善于并勇于主动出击。于是，我一拍大腿，朝小王、小龚两位助手一挥手，同志们，东进上海，找W女士去。

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困惑了我们，W女士来张期间留给我们的竟然是一张“海虹”公司的香港名片，而她家却住在上海。偌大的上海，怎么找？在车上。我们苦苦回忆，寻找线索。突然，小龚说，上车后W女士对司机说：“大木桥。”她家会不会住在上海大木桥—带？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有了虚拟的目标，大家竟然都阿Q似的兴奋了起来。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的车到了沪上，直奔“大木桥”。

到了大木桥，我们的兴奋顿时一丈水退了八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角都是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要在这里把W女士的家找出来，简直是“生芝麻堆里找熟芝麻——休想”。一不做二不休，死马得当活马医，豁出去了。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小区找，一幢一幢楼房“地毯式搜查”。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人在小区里扯起大嗓子，沿着楼号呼唤着W女士的名字，大有“男高音”的气势，过路的居民以为我们丢了孩子，楼里的人以为我们在吆喝着收破烂。但“搜索”了两个小区后，均无结果，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第三个小区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男高音”们呼唤到第三个小区的第四幢楼房时，从第三幢楼房三楼的北窗户伸出一个我们熟悉的脸庞，“谁啊？谁找我？”我们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W女士！”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上都已湿透，激动的脸上淌下来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在W女士家，W女士像看“天外来客”似的惊讶地看着我们，她无法理解我们竟然在茫茫大上海找到了她的家，难以想象竟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了她，并十分佩服我们仅靠“大木桥”这惟一的线索锁定了目标。W女士感动了。她坦言道：事实上，我引荐“海虹公司”同时考察了几个地方。说实话，条件最好的不是你们镇。但今天你们以这样出奇制胜的方式顶风冒雨找来，我被你们感动了，也被你们征服了，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相信你们。

后来，在W女士的竭力推荐和鼎力相助下，“海虹公司”终于在张浦落户了。“风雨中呼唤‘海虹’”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已深深地渗透到日后的招商工作中。

《招商的故事》之二：归途“迷雾”

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依托大上海，90年代初，昆山的宾馆、餐饮等档次还比较低，为此，外商来了一般下榻在上海。于是，我们经常往上海跑，一星期内天天跑上海是常事，一天不跑上海是怪事，一天跑两三趟上海不是奇事。招商人有一句顺口溜：老乡马不停蹄跑上海，老外接二连三引进来。

那时，昆山至上海还没有高速公路，苏虹机场路正在建设中。从张浦到上海，最便捷的是取道千灯、青浦的普通公路，路面仍有断续的砂石路，偶尔还有坑洼之处，路况不是太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赋予这条路为“招商快通道”的美名。上了这条路，我们就会像触到了“兴奋点”似的亢奋起来。在这条路上也跑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乏艰辛。

一天傍晚，我们接到重要“情报”，说有几个日本客商刚到达上海，拟于翌日到周边地区考察投资环境，现住在某宾馆。“情报”就是命令，我和助手们立即准备好各种资料，开车出发，直奔目的地。到了上海，找到了那家宾馆，与服务台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才获知了房间号。电梯上了六楼，按电铃，打开门的是那位“眼镜”翻译，疑惑的目光朝我们扫了几个上下后说：先生，走错门了吧？我们坚定地摇摇头：没有。当说明来意后，对方十分热情。翻译戏谑说：你们真是“外插花”。于是，我们这批“外插花”在宾馆里一插就插了三四个小时……

与外商告别，走出宾馆，时针已偏过子夜。初冬的深夜，竟也寒气逼人。大家疲惫、寒冷和饥饿，个个歪倒在面包车里，摇摇晃晃地驶上了归途。车驶出上海，进入市郊至青浦地段，开始出现迷雾，越来越重，朝车窗迎面扑来，车速显著减缓下来。刚出青浦市区，迷雾简直就像一团又一团棉花，堆积在车子周围，此时，已难以分清哪是公路，哪是田野，哪是树木，哪是建筑物，汽车就像一架凝固在云层中的飞行物，动弹不得。在我们后面，有一辆车以我们为“参照物”，缓慢地尾随着。

我看了一下码表，每小时车速竟然十公里都不到，汽车似乎像蜗牛在爬行，每驶一段，都要派一人下车跑上百十米，验证一下行驶的方向是否偏离。照此速度，天亮都到不了家。慢点是小事，令人窝心的是，如果车子“鬼使神差”误入路边的沟河里，那么我们也许将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想到这里，大伙儿睡意全无。于是，大家干脆轮流下车，在车前引导前行，每三五公里换一个人，另两人在车上打开左右车窗，分别观察着左右两侧的距离。我们互相调侃着，将在车前引路的任命为“一级引导员”，在车内观察的为“特别观察员”，并保证“人走车行，人在车在”，“人车共患难”。

天蒙蒙亮时，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微闭着双眼，叫开“迎宾楼”的大门，撞开房间，一头仰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得像死猪一样。可没过多少时间，就听见有人大敲着门喊：郁镇长、郁镇长！台湾的林先生到了！……我脑子里突然像闪电一样霍地亮了一下，猛然跳将起来。一看手表，已是上午九点，心想：林老板，你为什么不迟到一会儿呢，哪怕十分钟。

《招商的故事》之三：寻找“嘉士伯”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中国人好客。客人来了，招待客人吃饭，享受一下传统、美味的“中国大餐”，让客人尽情领略中国美妙的“饮食文化”，大概也是比较重要的礼仪之一。在招商活动中，我们除了在介绍投资环境、外商实地考察、双方洽谈等重要环节上精心策划外，在安排客商就餐的问题上也煞费苦心，认真安排，节俭不失礼仪，丰盛又不铺张，恰到好处，同时，充分显示出我们的诚意。我们深知，接待外商，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昆山张浦，同时也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人的形象，每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完美、每一次点滴的“智慧”，都将给招商工作增添一个成功的砝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丹麦“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在安排欧逊先生就餐问题上，领导授意精心策划，首先通过有效途径，打探欧逊先生的饮食喜好，了解到他比较喜欢中国乡土风味的菜肴，特别喜爱长江流域的河鲜水产，这些对我们来说，均非难事。那么，准备什么酒呢？有人建议用中国的葡萄酒，有人力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黄酒，而打探“情报”的同志带来一个确切的消息是，欧逊先生特别爱喝丹麦生产的“嘉士伯”啤酒。这使我们顿时傻了眼，陷入茫然之中，那时，我们只知道“青岛”、“力波”等啤酒，从未听说过“嘉士伯”，跑遍了全昆山，也没找到“嘉士伯”的影子。于是，一方面派人到上海寻觅“嘉士伯”，同时，招商部的小伙子们紧急搜集着有关“嘉士伯”的资料……资料显示：“嘉士伯”啤酒是丹麦名酒，嘉士伯啤酒公司是由卡尔·雅可布森于1847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的，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啤酒酿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