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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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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咱奉节新县城要建天上啦？”有人开玩笑说。
建在天上是不可能的，但奉节新县城到底建在哪儿更合适真是成了比上天还难的事。“长江委”后来又提出在“朱衣”的地方，立即被奉节人否定了，原因还是“离老县城”太远，离白帝庙太远，离长江太远。
如此主观愿望的“三不离”和客观上的“三离”打了六七年的架，最后奉节人和有决定权的“长江委”总算有了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新城建在宝塔坪一带。这个方案的决定与全国人大将要通过《三峡工程建设决议》有关，否则有人估计还要“拉锯”十年八年。
1993年12月8日，奉节人在得到省建委的批文之后，立即投入了新城的正式建设。奉节人急啊，如不把新县城建好，一旦长江蓄水，整个老县城将淹入水中，那时几十万人上哪儿去？上山？山上咋个吃，咋个睡？还是背井离乡搬到别人的地盘？那奉节还有没有了？即使后人答应，祖宗答应吗？
干哪！大干快上，早日建设起新城，奉节就会在整个三峡移民建设中不落伍！
然而，奉节人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地在宝塔坪建设之时，有一天“长江委”的总地质师崔政权率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又一次来到奉节。他们在宝塔坪一带转悠了十余天，直转得奉节人心里发毛。最后果真事又来了——
“我们现在正式告诉你们：把新县城建在宝塔坪是绝对的错误，至少新县城的中心不能是宝塔坪！原因只有一个：这里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都不具备。这是不可改变的铁的事实。”
“这这……你们早些为什么不说呀？”奉节人一听就愣了，本来就穷得靠勒紧裤腰带开工建设新县城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白白扔进长江的几千万元建设费的现实……
“早？们早在几年前就提醒过你们，可你们听得进我们的一句话吗？”“长江委”的人也有一肚子的气。
此时已是1995年初秋，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也有一年多了，全库区恐怕惟有奉节人还在犹豫新县城的建设选址的事，能不急吗？
事情闹到了省里和中央。
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坐镇奉节，以便了却这件火烧眉毛的要事。
“朱衣”的方案还是比较合适。“长江委”再次推出几年前他们的意见。
“奉节的同志，你们的意见呢？”领导问。
“朱衣还是远了……”奉节人始终不松口，但态度远比以前软得多。
“走，我们还是到现场看一看，然后再听听百姓们是怎么个意见。三峡建设是个百年大计的事，县城建在哪，怎么个建法，既要注意科学，又要考虑百姓的利益，所以更要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领导提议道。
又是一次从头到尾的认真考察调查，反复论证。最后，大家一起重新坐下来议定。“既然奉节的情况特殊，那么我们也不能死抱着陈旧的思维方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三峡库区的城市建设又是为了什么？因此建议大家要从这些着眼点来思考问题……”领导不愧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在新的思路下，很快大家有了新的统一的认识：既然奉节地理特殊，情况特殊，那么新城的建设不一定非要找块找不到的集中地，那就根据可能，将奉节新县城建在一个既满足奉节人所希望的“三不脱离”范围上，又能不影响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符合科学和长远发展的地质条件好的地段。于是，从地质条件好的朱衣——连离老县城最近的莲花池——接已经建设一定规模的宝塔坪的“三点一线”的新奉节城思路，便这样被确定下来。呜呼，这是一个“长江委”，奉节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谢谢领导的英明决策！”喜从悲来的奉节人紧握北京来的领导之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悬在奉节人心头十余年的新城建设方案终于可以使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了。1997年3月1日，作为奉节主城区的三马山小区正式动工兴建。此时，距三峡工程大江一期截流仅为8个月，奉节人自知比库区兄弟县晚了几年的城建，但他们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奋起直追。
2002年夏，当我来到奉节时，已经看到那犹如散落在长江边的珠子般的新城，延绵15公里，气势磅礴，独有一景，不由惊叹这奉节不愧是诗的故乡。那新城的独特韵味，首先是它的别具一格，其次仍是它的与众不同，那伴江延伸的城郭，与伴山嵌建的楼群和穿梭环绕在楼宇城郭间的条条崭新的马路，如此和谐地组合在滔滔扬子江边，这不正是未来三峡的魅力所在吗？
是的。“诗城”奉节依旧无与伦比。
在我离开奉节的那一天，从老城区倾城而出的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正欢天喜地地登上汽车，朝新城迁移。坐落在瞿塘峡之旁的白帝庙保护工程也正式启动，这里将是一座风景更迷人和超然的“泽国诗城”……
四年过去了。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今天的奉节新县城和那座“泽国诗城”已成为一个美丽的现实了，它们与百万三峡大移民的伟大壮举一起被载入史册而成为光辉的永恒。
三峡移民，是重庆直辖市的立市之本。重庆直辖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又为三峡百万移民提供了组织上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全方位推动。就像长江与嘉陵江两股江流汇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一样，那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曲高亢而优美的凯歌，它永远地写在了共和国的光辉史册上。
第05章 江山多娇
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有那么多山和水。山和水组成了重庆的骨骼。山是在地壳运动中崛起的饱受风尘摧残之后形成的身躯，水是在湍流中形成自己的性格和形体。重庆直辖市从成立那天起，就经历了一场场磨砺。
年轻的直辖市刚刚成立第二年的1998年，便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原本就被国有企业老化拖得迈不动腿的重庆经济陷入了更加困难的绝地。
1999年，元旦刚过的第四天，綦江彩虹桥的突然垮塌，40人的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使年轻的直辖市重庆蒙上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这种消极的影响力远比重庆人花费巨资在长江上修建十座大桥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城市之重负，人们常常难以想象。
2001年“五一”傍晚的一场大雨，使武隆县城北的74人瞬间葬身于泥石流之中……
2003年12月23日22时50分，重庆人又一次突然蒙难——川东北气矿一气井井喷！几小时之内，灾难波及4镇28个村庄！有毒的气体所到之处，人畜顷刻死亡……灾情震惊世界。后引来举国关注的10万人大转移事件，重庆人再次经受一场生死之劫！
2004年9月上旬的一场大雨，重庆23个区县遭受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尤其是重灾区的开县，200年未遇的一场席卷山民的灭顶之灾。此次洪灾，重庆共有451个乡镇563万人口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达20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74公顷、房屋损坏32万间，全市直接经济损失21亿元。
2006年夏，“火炉之城”的重庆不知咋的，气温从39℃，一直升至42℃、44。5℃。而且这种气温由开始的10天、20天，持续到99天。全市2100万人受灾，八百万人没有水喝。又是个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广袤的土地在燃烧，江河里的水越来越少，直到枯竭……重庆的干旱惊动了中南海，胡锦涛总书记半夜里批示，希望有关部门支援重庆抗旱；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策；国务院原总理李鹏得知家乡大旱，立即从稿费中寄出30万元给重庆修建一座“母亲水窑”。重庆的老领导贺国强、黄镇东、包叙定等也都通过各种途径送来捐款，表达对重庆大旱的关心与支持。9月5日，重庆的天空一阵“轰隆隆”的雷鸣，喜得全市百姓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冲到露天。“下雨啦！”“下雨啦——”山城像庆贺当年抗战胜利一样，许多人甚至高兴得哭了起来……
江城人真切地感受到水的重要、水的非凡，水与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城市的命运是何等的息息相关。
2007年春天刚临，重庆人发现，他们足边的长江与嘉陵江水又再一次节节退却，直到许多地方的河谷江底赤裸在眼皮底下……“江城”无水，让国务院不得不出面从嘉陵江上游放闸引水救重庆，这是多么的不幸和无奈！冬春之季江河枯竭，重庆少有！历史少有！
老天似乎总在有意考验着我们的年轻直辖市，就在我紧张地创作本书时的2007年4月24日，一辆重庆渝运公司的大客车坠入桥底，26条人命顷刻消失于我们的生活中……
特殊的地形，特殊的自然，特殊的城市，总有特殊的灾难和突发的事件。重庆的每一天都是在这样的考验和历练中成长。我们虽然不得而知这是否是上帝的专门安排，还是一个年轻直辖市必须所要走过的旅程。但有一点肯定：重庆人的承受力超过了任何一个城市，因为山城和江城逃脱不了这种自然和自然所诱发的人为带来的双重灾害。一个城市是否坚强，是否能逆境而进，靠运气是不行的，重庆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在承受和抗争中经历着一切。
重庆，我因此给予它的一个定义是：它是一个极有性格的城市。是一个刚毅之城，一个不掉眼泪的城，一个只知在欢庆中喜悦而不知在悲痛中哭泣的城，一个从不在困难与灾害面前停止脚步的城。而这个城能够有如此伟大的胸怀与魄力，正是因为它是上帝造化的大江大山所铸成的每一寸热土，还有便是一种只有在这块热土上滋生出的精神力量——
12。永远的红岩
十年岁月，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也许太短。十年重庆直辖留给世人所要说的话却特别地多。也许我们用百万文字来记录她的成长经历仍然不会满足普遍的某种愿望。但有一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忘却，这就是重庆的“红岩”。
重庆的“红岩”，是由一部革命经典小说《红岩》派生出的“另一个重庆现象”。
“红岩”带给重庆的无形资产没人统计过，但在我看来至少超过一千个亿的价值，而用一千个亿的金钱打造出的一个城市形象，未必能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红岩”则不然，她让重庆这个城市所张扬的革命历史感与厚重感，随着岁月风雨扑打得越久，其价值越会翻倍增长，并且永无止境——只要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领导国家的执政形式不改变，那么“红岩”所能产生的价值将始终是箭头向上的势态。
一部小说，支撑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形象。
一个工作人员的使命，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从而使这个城市之外的人们将这个城市最闪光的灵魂带进了心灵与生命之中。
这个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的人，便是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弘扬“红岩精神”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叫厉华。
厉华他们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将以《红岩魂》为主要品牌内容的“红岩精神”组成系列精神产品。直辖十年来，红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学习者达3000多万（其中青少年占近三分之一），在全国300多个城市举办了《红岩魂》展览，观众达3500万；在全国40个城市进行了《红岩魂》巡演750场，作《红岩魂》报告900场，发行销售《红岩魂》书刊光碟资料5000万册。事业总收入超过1。5个亿。这样的业绩，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绝无仅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红岩精神”已被重庆人宣传到了全国的几乎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心中……
和平时期，经济社会里，将一种历史的革命精神宣传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程度，除了重庆人还有哪儿的人做到过？
厉华和“红岩”基地的同志们为直辖市所创造的价值，绝不亚于一个“重钢”、一个“太极”和一个“嘉陵”。
重庆人民推荐厉华同志当选“振兴重庆杰出贡献奖”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我知道，红岩不只是厉华一个人的，他仅仅是众多红岩精神的传播者之一。其实，重庆历届领导和所有重庆人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而在这众多的红岩精神传播者中，有一个人我无法忘却他——
他叫张鲁，一位英俊的电视文学艺术工作者，重庆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7年2月8日下午，笔者终于在重庆的一个闹市区的宿舍楼里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鲁。
1987年3月11日，是张鲁不幸遇车祸致残的日子。这一天、这一年的张鲁才34岁。清晨，意气风发的张鲁正像往常一样，沿着公路在晨跑，突然被身后的一辆急驰而过的“小长安”车，拦腰猛烈地撞倒在路边，导致他下肢全瘫，从此失去了一个男人可以站着挥洒豪情的全部体能和全部生活……
之后的七年，张鲁没有出过一次门，像一具只知呼吸不知生命的活僵尸——那种孤独与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让张鲁全都饱尝了。
有一天，同事们来看他，说张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你张鲁就不是个男人了！已经不知眼泪的张鲁，一听这话，顿时像断了肢的雄狮一样嚎哭起来：“我本来就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呜……”那断肠的哭声能让长江和嘉陵江倒流，能让大巴山和巫山倾塌。
哭过之后，张鲁笑了，说：那我就听你们的，出去看看我还能干什么。
同事告诉他：你是咱们重庆电视台的名编，有的是你可以干的事。
1994年的一天，张鲁第一次在致残后走出了家门——家门外的世界比他过去所看到的天要蓝得多、景也美得多。张鲁选择的第一件事是到距主城区百里外的江津山村看看孩子们——要强的他不习惯别人用滑竿抬着他走。“看着人家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抬着自己，从此我内心发誓：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管天不管地，可我张鲁必须经得起考验，要在意志上站立起来做人，做一个对得起同事们、对得起重庆百姓的人。”张鲁这样告诉我。
“20年来，我虽然天天坐在轮椅或坐在别人抬着的担架上，但我想自己仍然是个信仰和心仪行为上站着做事的人，是个力所能及为直辖市建设做一点点事的人。”张鲁用这样朴素的语言评说着他诗化的人生。
十几年来，张鲁一直是位依仗担架而站着的人。他用自己的全部爱和智慧，完成了一部部经典式的电视艺术作品，传播着这个时代里的文明与进步，他的五十多集电视片《跨世纪希望》，寄托的是重庆山村教育的希望；他的纪录片《母亲》则是对故乡重庆的一片深情……他用电视的手段传播着自己的爱，点燃着所有重庆人对未来全部的希望与努力。张鲁在轮椅和担架上实现着人生的辉煌，大山深处的无数山村孩子因他而获得重新上学的机会，一个个“红小雨”和陈小梅在他的心雨下茁壮成长着……
“重庆是个大城市、大农村，重视城乡的统筹协调进步，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应当尽力去做的大事。我是一个残疾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力所能及地为这件事尽一份力量的心愿。”近几年的张鲁，心中一直想的是大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他在武隆运用电视影像教学片，给当地的农民们传播科学种田的知识，该县由此广泛开设的“农民培训资源站”就是经他一手策划和经营下搞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个平台。
已经走了19个国家贫困县的张鲁欣喜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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