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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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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是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之后，蒋介石给了重庆一次扬眉吐气的国家级的“战时首都”机会，重庆人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的困难等考虑，决定撤销各大区机构，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一下被降为四川省辖市。
从“陪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三次的“降格”，这对重庆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冲击。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
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这个时候似乎有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要处理。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又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自己的宝岛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活到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有直接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地表决，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中国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实际上，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确定重庆地位的时机。这个时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越来越广泛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和国家实力的越来越提升。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查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发电能力2200万千瓦；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的发展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获得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3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当时，一颗政治新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携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
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
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
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准备用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在听取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张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的战略家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几乎彻底改变了旧命运的伟大新时代。
4。1997年3月14日，江泽民拍手笑了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一次离京记录。
当时有人猜测，他的第一次出京，会是回上海，回上海的意图人们可以预想。也有人猜测他会出访，比如到欧洲或者美洲，如果那样的话，意图也很明朗。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江泽民做出了一个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有一个内情以前我们并不知道：那一年正值长江大水。有一天，江泽民打电话给总理李鹏：你是水利专家，你对长江发大水怎么看，我很担心哟。李鹏便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不妨建议你到湖北一段看一看，并亲自考察一下三峡工程。好好，我对三峡工程也是很关心。江泽民说。
江泽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早在1980年，他作为当时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参加了接待以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陆军工程师团莫里斯中将、垦务局局长希金生为首的三峡考察团。1989年3、4月份，江泽民还是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再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三峡问题。因为这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中央指定的协调三峡工程论证的4位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同志来到上海，向江泽民和上海政协的同志详尽介绍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江泽民从王任重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三峡工程的现实和历史的情况。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坚定的话。
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炳乾、宋健、陈俊生为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做工作、作动员。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李鹏回答：我是跑不了的，国务院也会有人具体抓。
江泽民表示同意。第二天，李鹏又接江泽民的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主要是动员支持三峡工程那部分。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因此我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你总理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
李伯宁，河北人，“老八路”出身，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本来在水利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偏偏因为三峡工程把他“逼”到了“火坑”上——据说凡是与三峡工程沾边的人都因复杂的事端而随历史的发展被褒贬过。1985年，国务院因筹备三峡工程，在李鹏建议下，正式任命李伯宁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从来没有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作过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压力。后来，中央决定修正三峡大坝的高度，由“低坝方案”改为“中坝方案”后，移民工作的重点倾到了重庆这一边，关于成立“三峡省”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暴露出来。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5月4日，正式发文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热烈和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联着重庆建市。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移民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带来变数。中央高层也因此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内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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