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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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国副总理汇报道：园区的3平方公里启动区基础设施基本完成，9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和3万平方米的商住楼也全部竣工。园区的招商引资成果显耀，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企业已有45家入驻园区，投资总额14。2亿美元。

“园区才刚刚出个雏形，就引来这么多国家的公司投资！值得庆贺！”宴会上，李岚清同志频频向李显龙等新加坡客人敬酒，祝贺他们的辛勤工作。

李显龙特意走到苏州市委书记王晓堂和市长章新胜面前，举杯道：“我得感谢你们两位和全苏州人民对园区的支持！”

王晓堂和章新胜则微笑地回应道：“园区是我们共同的‘宝贝儿子’，我们苏州有责任让这个宝贝儿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李显龙说：“我们这个宝贝儿子还小，越是小的时候，越需要一张适宜他成长的温床，你们苏州给了我们的宝贝儿子一张最好的温床，要不韩国的‘三星’不会那么容易来这儿落户的。”

王晓堂和章新胜笑了。因为他们经历了李显龙所说的“三星”落户园区的全过程——这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亲自出面招来的商户，为此王晓堂书记亲自到了韩国与“三星”集团的李老板商谈。

李老板一见中国人来谈项目，就有些皱眉头，说：“我不是不愿到你们那儿去投资，而是在你们国家办下一个投资项目，光审批就要几年时间，我‘三星’耽误不了那么长时间。”

王晓堂向韩国老板拍胸脯说：“这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投资，我保证半个月之内就能把项目审批手续办下来！”

“三星”的李老板将信将疑道：“那就试试看吧！”

这一试不要紧，苏州客人才离开韩国六七天时间，“三星”老板就得到来自苏州的一个重要消息：“三星”意向落户苏州工业园区的项目已经中国政府正式批准！

一星期！一星期他们就可以办完审批手续了？！“三星”老板大惊，他从此相信在苏州工业园区是不会有“官僚主义”了。事实上，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即使再大的投资项目，半个月之内都能审批下来。这就是“中国速度”，连新加坡人也深感苏州人的“亲商精神”。

“三星”作为入驻园区的第一批外资企业，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已经中国化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因此由起初的1。5亿美元的投资，最后发展到10多亿美元的投资，仅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三星”企业现在就已经有六七个了，2007年“三星”在韩国境外的企业，只有在中国苏州的是盈利的，如今“三星”集团连自己的研发中心都搬到了苏州金鸡湖。

“三星”的“苏州缘”后来成为诸多外国企业入驻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范例。

事实上“三星”不是惟一的依靠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平台实现企业大发展的。目前世界500强中有70多家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全球最佳发展效益，这种“苏州效益”已经在全世界产生极大影响。

丹麦格兰富水泵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于1995年底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该公司的老板是受了“偶像”李光耀的影响才来到苏州的。当时他们有些怀疑中国能不能给予他们企业发展的平台。初到园区，他们租了两栋楼，试探着发展。两三年后，发现这里的一切发展空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广阔，“是全天候的绿色通道”。公司马来西亚籍总经理陈念忠是个华侨，他这样评价苏州园区外企条件环境：

“格兰富（苏州）公司在这里12年，共搬了4次家，不断扩张，现今已经成为格兰富公司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公司人事经理周琳女士接受我采访时，一开口便很是激动地告诉我，她本人原先是苏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1995年在园区中新公司招商局任职，是园区高级职员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公职人员。

“完全是被格兰富公司的企业文化和蓬勃发展的业绩所吸引的。”周琳说，“我来格兰富5年，经历了他们的两次大搬家，现在格兰富苏州公司占地10公顷，600多个员工，人不算最多，但在格兰富集团中，我们苏州公司是全球做得最好的。”

总经理陈念忠虽说是个华侨，但刚到苏州时连句中国话都不会讲，现在他不仅能讲中国普通话，苏州话也学得非常到位。陈念忠说：“我觉得我在苏州的最大成功，就在于这个园区和我的性格非常合拍，我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责任感和待人宽容，而这些都和苏州园区的特色十分相似。在苏州，从政府到市民，上上下下都是宽容和善、和谐融洽。”

陈老板在园区不仅事业大成，而且还找到了一位美丽贤惠的苏州姑娘为妻。这位马来西亚商人与苏州姑娘的和美结合，很像新加坡“软件”与苏州人结缘成亲，他们有过初识阶段，有过恋爱时分，有过结合初的激情，也有过磨合期的痛楚。

1995年、1996年，工业园区趁着出世之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大举招商，并获得丰硕成果。这要感谢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和智慧，及他们在世界上的人气与影响力。

然而进入1997年，特别是1998年，泰国出现金融危机后，亚洲若干小国纷纷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加坡也不例外。而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不仅仅是亚洲，世界经济大国原本一向看好飞速发展的亚洲和正在崛起的中国，此时也持严重的观望态度。期待蒸蒸日上的苏州工业园区挣钱的李光耀等新加坡要员们，不仅一时在招商竞技场上连连空手而归，更让他们不可容忍的是，一次在德国招商时，碰上了同为苏州一市的苏州高新园区的招商团大唱主角，王金华以独特的魅力将一个个大项目收入囊中，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反而被人冷落在一旁，忍无可忍！

“你们这样干，破坏的是中新两国的合作协议。”李光耀怒气冲天，生意场上竞争对手就如敌人，所以他对王金华他们怒发冲冠，恨不得一口吃掉。

王金华笑笑：“中新两国的协议上好像并没有讲你工业园区到德国招商，我高新园区就不能来了呀！再说，人家国际企业家认为我们高新区比你们的工业园区发展得快嘛！”

“你、你的话是代表苏州人说的吗？”李光耀是个好面子的人，他怎能容忍自己的“软件”竟然不如土生土长的中国苏州高新园区经验，他的脸涨得绯红，“我要到江泽民那儿去告你们！”他这一句话让王金华他们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苏州高新区的招商团迅速返回国内，毕竟王金华也是苏州市委常委，李光耀先生真要将他一军，吃不消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来自苏州的招商团队还是频频出现在欧美各地，各种情报汇总到新加坡的李光耀办公室后，这位东方勇士再度大怒，因为还是那个苏州高新园区的王金华数次抢占李光耀的招商局之先——大项目被一个个“挖”到了狮子山，而非金鸡湖。

“我严肃地向您提出：我坚决反对苏州的做法！由于他们的扰乱，造成了我们工业园区招商的锐减……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宣告中新合作的失败！”李光耀真的动怒了，因为就在不久后，他又获得了中国官方的一个重要消息：他的老朋友、苏州工业园区的穿针引线人和主要贡献者的章新胜不再当苏州市长了。“章不当市长，对我们的合作项目会是个巨大损失。不行，我得到北京去！”12月，李光耀跑到北京，在江泽民主席那儿诉说了自己心头的不悦。

“好说好说，我们是一家人嘛！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关系到我们的传统友谊和新的经济形式的推广与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它，包括招商项目的倾斜。”江泽民对李光耀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访华表示欢迎。江泽民说，中新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项目。他强调，中国领导人一贯支持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国愿与新方共同努力，集中力量把园区建设搞好，共同推动中新经济合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这位世界闻名的新加坡斗士这才罢休，脸色也好看了许多。“我相信你们。”李光耀说。

现在轮到苏州人有压力了。压力何止苏州人。不多久，江苏省委很快作出决定，派省委常委、秘书长梁保华出任中共苏州市委书记。

“梁保华过去是从苏州出去的，了解苏州情况。省里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关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争议问题。”时任苏州市委秘书长的孟焕民回忆道。

也许是昆山自费开发区出身的王金华太有能力了，也许是苏州人本来就聪明绝顶，也许高新园区的发展确实太耀眼瞩目，姑苏左右两翼只差一两年共同诞生的两个园区——高新园区是苏州人自己土法上马，靠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则像个贵族出身的娇娃儿，一开始就衣着华贵，好吃好喝，光地面以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几十亿美元。但人是讲究实际和现实的，当外商往苏州的两个不同开发区一瞅后的结论非常清楚：金鸡湖畔的新加坡模式前景虽然不可限量，但进度似乎太慢，等到这里建设成形，还不知何年何月；太湖边狮子山脚下的高新区虽看上去有些土相，但在这里你只要谈判一成，立马可干，当年见效。

“我们是企业，企业讲究效益的最大化和最快捷。”于是外商纷纷投向王金华、投向高新园区。

1997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再次来到苏州看到的金鸡湖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依然那么冷清的地面，再悄悄往西边的狮子山那里的热火朝天的高新区一看，他不由闷闷不乐起来，并在苏州市领导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而这个竞争者则正是另一翼的苏州新区。

1997年12月，李光耀也来到苏州，同样在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言语中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此间，新加坡还曾要求苏州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但被拒绝。

“当时苏州新区发展得比较快，工业园区发展得比较慢，客观上有它的原因。工业园区原来是洼地，把地填平，所以地价贵，投资成本也高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招商成果。加之后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投资方实力不高等原因，苏州工业园区经营出现了比较大的亏损。这样，李光耀等新加坡人有了压力和急躁。”苏州人告诉我。

梁保华来了，这位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出身的“苏州老干部”，1968年至1975年期间就在苏州市下属的太仓县工作，并曾任太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到省委工作后又出任了多年常委、秘书长之职，被人称作“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

他当苏州市委书记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总裁，当时这位总裁正准备推迟在工业园区兴建其海外的最大项目。在和梁保华的交谈中，他深切感受到浓郁的亲商气氛，于是当即改变决定，非但不推迟投资，反而加快了进程。梁保华的这一“见面礼”，让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大悦。

新任市委书记梁保华确实不一般，他上任后首先跑到园区亲自登门拜会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认真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半个月后，梁保华又邀请省委书记陈焕友带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园区现场办公，解决若干开发和招商方面的问题。

“市委、省委这样重视，我们的工作也比以前顺手多了！”林梁长总裁满意地对梁保华说。新加坡朋友的满意是从招商成果的斐然起色获得的，尤其让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感动的是这年11月，梁保华亲自带领一个6人的招商队到加拿大、美国招商。当时正是寒冬，大雪纷飞，梁保华等每人拎着一个旅行箱，看上去纯粹是普通旅行者。但他们没有闲心到一个地方去游山玩水或娱乐、购物，旅行箱中装满了介绍苏州的资料。梁保华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12天里走访了9座城市的20多家跨国公司，召开多场投资说明会，会见了100多位美、加客商。虽然十分疲劳，却打起精神，一遍遍地向客商介绍苏州投资情况。对客商的需求，能拍板的当即拍板，暂时不能敲定的，承诺尽力满足。那些日子里，6个人疲惫不堪，可收获却十分丰厚。他们与两国客商签订或草签了10多份投资协议。刚刚回到苏州，国际跨国公司旭电、安德鲁就通知他们，增加各自在苏州的项目的投资，合计8000万美元。随后几个月，谈成的10多个项目后来基本上都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落户。

市委书记这样卖力，新加坡人以前所有的不满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一些依赖全球化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的小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危机意识极强的而又异常聪明的新加坡人开始从另一方面认识到了自身的危机——中国是个新兴的经济实体，又有像苏州人这么勤奋、智慧，与中方的合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学生”肯定会超过“老师”。怎么办？新加坡人开始了一个新的算盘——苏州工业园区让中国人当大股东，风险让他们担着更安全些。从国际商界传来的另一种新加坡声音是：苏州在工业园区建设时，就有了另一个自己的高新区，如果一个城市有那么两个开发区，而且一个是“自己养的亲儿子”，那么另一个与“后妻”所生的儿子肯定会另眼看待。因此新方其实希望苏州不让高新区再干了，全力把工业园区建设好。

新加坡人这么想。于是试探着与中方进行股权比例交换的谈判。

市长陈德铭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了有记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指出：苏州高新区开发已有一段日子，而且是我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关闭或限定它不发展是不现实的。所以中新双方须找出一个很好方法，让园区和高新区同时生存与发展。陈德铭同时以“夫妻”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合作关系，认为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他说，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

然而，毕竟“夫妻”已经出现了吵架，而且彼此伤了一些和气。下一步怎么办？苏州工业园区面临又一个巨大考验。苏州市委、市政府必须拿出意见，否则又怎样落实江泽民同志一定要把园区建设好的指示？

“什么叫重中之重？这不仅是苏州工业园区本身，它的成功与失败还关系到中新两国的全面合作与友好关系，同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要认真应对，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市委常委会上，梁保华书记和副书记、市长陈德铭及常委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既然新方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必有其深层次的考虑和打算，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勇敢挑起建设工业园区的重任，为促进中新两国关系作出苏州的应有贡献。

“两个园区，对苏州的发展而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工业园区，既是苏州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中的重中之重。这样，给我们苏州的选择只有一条路：集中主要精力，建设好工业园区，并把招商引资和管理工作侧重在工业园区。”市委、市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决策。

“夫妻”之间的亲善谈判一轮又一轮。

1999年6月底，这是一个特别炎热的时候。以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为组长、市长陈德铭和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