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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归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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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完了以后我让她为我弹个曲子，埃尔莎是位音乐家，尽管她弹的曲子听起来像是在砸破锅，像人脑壳在一起磕磕碰碰。
她一边弹一边还在哭泣，我并不责怪她。她说，到处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过后又是另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说完这些话她便为我弹了舒曼的曲子。舒曼，这个爱哭鼻子、多愁善感的德国王八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为埃尔莎难过，可又认为这事与我根本无关。像她这样一个会弹琴的女人早该懂得这种事情，不要叫碰巧遇上的任何一个长着很大鸡巴的家伙把她轻易骗到手。舒曼的曲子使我神不守舍，埃尔莎仍在抽噎，而我早已想别的去了。我在想塔尼亚，想她怎样弹奏慢板。我在想许多许多早已逝去、早已遗忘的往事，想在格陵波因特度过的那个下午。当时德国人正大举进犯比利时，我们损失的钱还不多，也就不大介意德国对一个中立国的入侵。那时我们仍很天真烂漫，乐意听诗人们朗诵诗，在昏暗中坐在桌子四周大肆谈论死去的亡灵。那一回，整个下午和晚上四周都回荡着德国音乐，附近都是德国人，甚至比德国本上的德国人还多。我们是听舒曼和雨果·沃尔夫的乐曲、吃泡白菜、土豆汤团、喝库莫尔酒成长起来的。临近傍晚时分，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放下了窗帘，有一个傻呼呼的小妞儿在大谈耶稣基督。我们在桌下相互牵着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把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裤裆。后来我们在地板上躺下，就在钢琴后面，有人在唱一支凄凉的歌，空气令人窒息，女人口中有一股酒气。钢琴踏板在僵硬地、机械地上下移动，这是一种疯狂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像花了二十六年时间堆起来的一堆大粪，不过却是准时完工的。我把她拽到我身上，音乐仍往我耳朵里灌。屋里一片漆黑，库莫尔酒洒在地毯上，把地毯弄得粘呼呼的。突然黎明仿佛就要来临，天上像是有水在冰上流动，而上升的雾气又使冰呈青色，冰河沉入一片翠绿色之中，小羚羊、大羚羊、金枪鱼和海象在天边徘徊游荡，而狮鱼一跃跃出了北极圈……埃尔莎坐在我腿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小小的肚脐眼儿。我看看她的大嘴巴湿漉漉的，光闪闪的，便亲了起来。于是她又哼起……：‘这曾经是多么美好……”啊，埃尔莎，你还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的来自萨金根的小号手。德国歌咏团体，施瓦本厅、体操协会，……向左转，向右转……然后用绳子头抽在屁股上。
唉，这些德国人！他们像一部公共汽车似的把你们全载走，使你们消化不良。一夜之间一个人不可能遍访陈尸所、疗养院、动物园、十二宫、哲学之困境、认识论之洞穴、弗洛伊德和司大克的奥秘……骑在一匹孩子们玩的旋转木马上，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而同德国人在一起你便可以在一夜之间从织女星来到维加面前，而离去时仍同帕西发尔一样蠢。
我说了，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直到这天早上我才重新感觉到巴黎这个实体的存在，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了。也许这是因为我已打好了那本书的腹稿吧，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处走。我像个怀孕的大肚子女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警察领着我过马路，女人们站起来给我让座，再也没有人粗暴地推我了。我怀孕了，我滑稽可笑地瞒珊而行，大肚子上压着全世界的重量。
就在今天早晨去邮局的路上，我们最后一次将这本书夸赞了一番。我们，我和鲍里斯，开创了一种新生宇宙文学观。《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不署名。我们要详尽地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身后，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内不会出现另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发掘，单凭直觉引导我们。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容器来倾倒掘出的致命液体，要一颗炸弹，一旦掷出去便会炸掉整个世界。我们要在书中尽情地写，以便给未来的作家提供情节、戏剧、诗歌、神话、各种科学。世界将在未来一千年内依靠我们的书生存，它洋洋洒洒、无所不容，其思想差点儿叫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世界，我们的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濒临死亡。过去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发狂发到在世界的屁眼里放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地步，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不过它还需要“决定性的一击”，需要被炸成碎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受其影响，然而所有的大陆、大陆间的海洋和空中的小鸟都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书中记下这个世界的演变，它已经死了，但仍未被埋葬。
我们是在时间的表面游泳，其他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快淹死了、终究要被淹死。这本书将是部巨著，将会出现大洋似的广阔地域供人来往、漫游、唱歌、跳舞、攀登、洗澡、翻跟斗、发牢骚、强奸、杀人。这是一座大教堂，一座真正的大教堂，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每一个失去自己身分的人都可以出力，将要为死者作弥撒、祷告、忏悔、唱赞美诗、抱怨一会儿、闲扯一会儿——以一种要人命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还要建圆花窗、滴水嘴，要雇用沙弥和抬棺材的。你可以把马牵进来在教堂走廊上狂奔，你可以把脑袋往墙上撞——它不会倒塌，你可以任意造一种语言去祈祷，也可以在教堂外蜷起身子睡觉。这座教堂至少能支撑一千年，而且不会有复制品，因为建造者和建造方法都已死掉了。我们要印制明信片、组织旅游，我们要在它周围修筑一座城，建立一个自由公社。我们不需要天才——天才都死了，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力，需要乐意放弃灵魂、生长出肉体的精灵……这一天正在以理想的速度过去。我在塔尼亚房间的阳台上，底下起居室里正在演戏，这位戏剧家生病了。而且，从上面望下去，他的头皮显得比往常更粗糙，他的头发是稻草做的，他的思想也是一堆乱草。他老婆也是稻草人，不过还有点儿潮湿。
连整座房子都是用稻草盖的。我站在阳台上等鲍里斯来，我最后一个难题——早饭——已解决了，因为我把一切都简化了。假如还有新的难题我便把它们同脏衣服一道装进背包里好了。我要扔掉所有的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我是一部写作机器，拧上最后一颗螺钉机器便运转了。我与机器之间并无间隙，我就是机器……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出新戏讲的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企图摆脱我，可我是到这儿来吃饭，只是比他们预期的早到了一会儿。我已告诉他们该坐在哪儿、干什么。我有礼貌地问他们自己是否打搅他们了。可我的真正意思是，“你们会不会打搅我？”他们也知道我的意思。没有，你们这伙快活的蟑螂，你们并没有打搅我，你们在滋养我。不错，我看到你们紧挨着坐在一块儿，不过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们间的距离同行垦间的距离差不多，而我是你们之间的空旷地带。假如我抽身走开，你们便没有可供活动的空地了。
塔尼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她生我的气，怨我光想别的，唯独没想着她。根据我的激动程度她便知道自己的价值已降为零了，她知道我今晚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同她睡觉，她知道某种东西正在我心中萌发，这东西会毁掉她。她领悟得很慢。不过在领悟……西尔维斯特显得更心满意足，他今晚要在饭桌旁拥抱她。现在他在看我的手稿，准备激发我的自尊，使之与她的自尊相对抗。
今晚的聚会是古怪的，现在正在为它做准备。我听见玻璃酒杯叮当响，酒拿出来了。一杯杯酒将被喝掉，生病的西尔维斯特也会痊愈。
聚会计划是昨夜才在克朗斯塔特家制定的，其宗旨是叫女人们吃点苦头，幕后的气氛应该更恐怖，有更多的暴力、灾祸、磨难、悲哀和痛苦。
使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的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的舞台，一个可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而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巴黎只是一件产科器械，它把活着的胎儿从子宫中夹出来放进保育器。
巴黎是人工引产生下的婴儿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来回摇晃时每个人又回到了他的故土，又梦见了柏林、纽约、芝加哥、维也纳、明斯克。维也纳再也不会比巴黎更维也纳化。每一件东西都被人顶礼膜拜，摇篮献出一批婴儿，另一批新生婴儿又取代他们的位置。你可在这些墙上看到说明——左拉、巴尔扎克、但盯斯特林堡以及每一位曾声名显赫的人当时都住在这儿，每个人都曾在这儿住过一阵，不过却没人在这儿死去……他们在楼下说话，他们的话都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他们在谈话中用了“斗争”这个词，西尔维斯特这个生病的戏剧家在说，“我正在看《宣言》。”塔尼亚问，“谁的宣言？”哈，塔尼亚，我听得很清楚，我正在楼上写到你，而你也料到了。说下去，这样我就可以记下你说的话了，因为坐到餐桌边上我就不能做笔记了……突然塔尼亚说，“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很像样子的厅。”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张贴一些画，这也是为了打动我。你瞧，他们希望说，我们在这儿很自在，在这儿过夫妻生活，我们在使这个家更具有吸引力。为了你的缘故，我们还要为这些画争论几句。塔尼亚又说道，“眼睛竟会这样迷惑一个人！”唉，塔尼亚，你要说些什么？继续下去，把这出闹剧演下去。我来这儿是为了吃你们允诺过的这餐饭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出喜剧。这回是西尔维斯特先开口，他试图讲解博罗夫斯基画的一幅水粉画。“到这儿来。看见了吗？一个人在弹吉他，另一个人的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是的，西尔维斯特，是这么回事。博罗夫斯基和他的吉他！他腿上的姑娘！只是一个人永远也拿不准坐在他腿上的是什么，也说不上那是否真是一个人在弹吉他……要不了多久莫尔多夫便会手脚并用地飞快爬进来，鲍里斯也会嘻嘻笑着走进来。吃饭时有松鸡、安如葡萄酒和又粗又短的雪前。还有克郎斯塔特，待他听到最近的新闻后便一会儿活得艰难些，一会儿活得轻松些，每五分钟情绪变化一次。过后他便又安稳下来，重新沉溺于他的梦幻之中。也许这时他会写出一首诗来，一首没有舌头的大金钟似的诗。
得休息个把钟头了。又来了一个看房子的客人。楼上那个要命的英国人在练习弹巴赫的曲子。现在有人来看房子，必须马上冲上楼去叫那位钢琴家停一会儿。
埃尔莎在给蔬菜水果商打电话，管子工在马桶上装了一个新座垫。门铃一响，鲍里斯便失去了平衡，在忙乱中他掉了眼镜，他趴在地上找，常札服在地上拖着。这有点儿像大基诺剧院演出的一出戏——那位快饿死的诗人来给屠宰商的女儿上课，电话铃每响一次诗人就要流一回口水。马拉梅的名字听上去像“牛腰肉”，维克多·雨果这个名字的发音同“小牛肝”一样。埃尔莎在为鲍里斯预订一顿精美的午饭——“一份带汤的猪排。”她说。我仿傀看到了放在大理石上的一大堆凉了的粉红色的火腿，底下垫着白色肥肉的美味火腿。我饿得要命，尽管我们几分钟之前才吃过早饭。我不得不免去午饭，多亏博罗夫斯基，我只在星期三吃午饭。埃尔莎还在打电话——她忘了订一块咸肉。“对了，一小块咸肉，别大肥。”她说……得了！放些小牛胰脏、放些牛睾丸和蛤！做菜时放些炒腊肠，我可以一顿吞下维加的一千五百出戏。
来看房子的是位漂亮女人。当然，是美国人，我背对着她站在窗口看一只麻雀啄一滩刚拉的屎，很惊奇麻雀竟这么容易养活，下着一点雨，雨点很大，以前我常常以为一旦一只鸟儿的翅膀湿了它就不能飞了。我觉得奇怪，这些阔女人怎么来巴黎找到了一流的工作室。准是一点点才能和一个鼓鼓的钱包帮了她们。天若下雨她们便有机会炫耀她们的雨衣，吃的东西不算什么，有时她们忙着四处游荡，没时间吃午饭，只是在和平咖啡馆或里兹酒吧吃点三明治、一块薄脆饼。“只为名门闺秀服务”——比维·德·沙万那从前的画室门口这样写着。那天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富有的美国女人肩上挎着颜料盒。一点点才能和一个鼓鼓的钱包。
麻雀着了魔似的从一块鹅卵石跳上另一块鹅卵石，如果站下仔细观察一番，你便会发现它们的确是在做很费力的事情。到处都丢着食物，我是指在水沟里。那位漂亮的美国女人在打听哪儿有卫生间。卫生间！让我带你去，你这蔑视金钱的瞪羚！你说卫生间？“这儿来，小姐。别忘了编号的是留给残废军人的。”
鲍里斯在搓手——他在讲解这笔租房交易中的最后几条事项，几条狗在院子里叫，叫声像狼一样。楼上，梅尔渥内斯太太在挪动家具。她整天无事可做，很无聊。如果发现哪儿有一点点灰尘她便把整个房子打扫一遍。桌上摆着一串绿葡萄和一瓶甜酒——十度的优质酒。“好吧，”鲍里斯道，“我可以为你做一个脸盆架。请到这儿来，对了，这是卫生间。当然，楼上还有一个。对，每月一千法郎。你说你不怎么喜欢于特里约？不，这儿才是。只是需要一个新脸盆，就是这……”女人马上要走了，这一回鲍里斯压根没有介绍我。这个婊子养的！每次来一个有钱女人他就忘记介绍我。过几分钟我就可以再坐下来打字了。不知怎么搞的，今天我不大想干下去了，我的干劲一点一点消失了，她会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夺走我屁股底下坐的椅子。一个人居然不知道他半小时后坐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写作呢？如果这个有钱的王八蛋租下这个地方，我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处在这么一种困境中便很难确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没地方睡好些还是没地方工作好些。一个人在哪里都能睡觉，可他一定得有个工作的地方。即使你写的不是一部杰作，写一部拙劣的小说也得有把椅子坐、有个安静的环境呀。这些有钱的女人从来没想过这个，无论何时她们想把自己柔软的屁股放低一些，总有一把摆好的现成椅子昨夜我们出去了，剩下西尔维斯特和他的上帝一起坐在炉边。西尔维斯特穿着睡衣，莫尔多夫唇间叼着雪茄。西尔维斯特在剥桔子，他把桔子皮放在沙发巾上。莫尔多夫凑近他，问他自己是否能再念一遍那部才华横溢的模仿滑稽作品《天堂之门》。我和鲍里斯打算走了，我们太快活了，同这儿的病房气氛不大谐调。塔尼亚跟我们一道走，她快活，因为她要离开这儿了。鲍里斯快活是因为莫尔多夫身上的上帝死了。我快活是因为我们还要演出另一幕戏。
莫尔多夫的声音很恭敬，“西尔维斯特，在你睡觉之前，我能同你呆在一起吗？”过去六天里他一直同西尔维斯特呆在一起，买药、为塔尼亚跑腿，安慰和宽慰他们、守卫大门谨防鲍里斯及其无赖等不怀好意的人闯入。他像一个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夜间被人肢解了的野人，他坐在这个偶像脚下，带着面包树上的果实和油，咕哝着语无伦次的祷告词。他说话时调子十分殷勤，他的四肢早已麻痹了。
他对塔尼亚说话的口气仿佛塔尼亚是一位违背誓言的女牧师。“你一定要自尊自重，西尔维斯特就是你的上帝。”西尔维斯特在楼上受罪（他胸部有点儿哮喘），而这对男女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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