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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天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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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己复礼”新解
几年前，香港的《明报月刊》连续几期刊登学者讨论“克己复礼”的文章。“克己复礼”是春秋时代的一句格言。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把这个四个字分为两半解释，“克己”是克制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起来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种解释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味道。但仔细分辨，问题就来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须克制吗？二、欲望若是随人性而来，则人性岂非具有恶的成分？三、礼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规范吗？人的欲望是恶的，只有合于礼才是善的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像颜渊这样第一流的学生，在请教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复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说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克己复礼”。在此，“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说的，而是合而观之，一气呵成。“克”做“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
否则，若“克”为“克制”，“克己”说明自己有问题才需要克制；“复礼”则代表“礼”是善的，“己”是偏恶的。“己”与“礼”对立，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荀子也以“礼”做标准，认为人性是恶的，行善是人为的。这岂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冲突了吗？如果人性是恶的，孔子还能够说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的话吗？所以，“克”为“能够做主”，显示自我向善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的安排人生，这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怀疑，“克”可以作“能够”讲吗？当然可以。《大学》里有“克明峻德”这样的话，意思是“能够去昭明自己高尚的德行”。《论语》里类似的用法也出现好几次，譬如“恭己正南面”，“行己有耻”，“己”都放在第二个字，克己、恭己、行己是类似句法。因此，“克己复礼”是指人应该自觉而自愿，自主而自动，去实践礼的要求；因为礼的规范是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不可或缺的，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其中已经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内。
后面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走上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前有“克己”，后有“由己”，两者并观，更显出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我自己自觉自愿去行善，去做该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别的考虑，这样才有所谓的道德价值。接着，颜渊又请教说“请问其目”，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随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礼”是行为规范，规范常以基本的要求为限。有人说了，这四个“非礼”如何，不正是配合前面的“复礼”，代表礼是好的吗？并非如此。后面的“四勿”代表消极上不要这样做，不要那么做，然后积极去“克己复礼”。从消极到积极，孔子这样教学生的例子很多。譬如子贡曾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你认为这样如何？孔子说，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还不够好，怎么样是最好呢？“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乐于行道，富有而崇尚礼仪。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从消极变积极，化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孔子教导颜渊也是一样，积极主动的实践礼的要求，在具体做法上首先要做到“四勿”。古人对“四勿”很重视，许多古代图画以四只猴子做代表，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来，“非礼勿视”；第二只把耳朵遮起来，“非礼勿听”；第三只把口遮起来，“非礼勿言”；第四只把手放后面或放在前面抱拳，“非礼勿动”。“四勿”做到了，你就可以慢慢靠着自己内心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地走上积极主动实践礼的人生正路。
5。心存敬畏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乖，父母就会说：“老虎来了。”再大一点，变成“警察来了”。怕老虎、怕警察、怕老师、怕老、怕法律……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了。孔子也有所谓“怕”的东西，但他怕的不是一般人所怕的鬼神、命运、死亡或者权势、财富这些比较落实的东西。孔子怕什么呢？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这段话把君子和小人做了对照。先说“畏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知天命和顺天命之间，是敬畏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光活着，活到死就算了的，人活着是有天命的。天命兼含命运与使命，尤以使命为重。这个使命就是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让自己的人格趋于完美，以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你只有敬畏这个使命，才能够每天认真去实践，去自我反省。
观诸孔子的生平事迹，他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二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合而言之，正是“畏天命”的具体表现。而孔子的使命是经由教育阐明人性内在原有成为圣贤的潜力，因此人人可以而且应该走上人生正途，然后天下自然归于大同。
第二敬畏大人。“大人”指政治领袖，他们身系一国之安危与存亡，位高权重，稍有差错，就会祸及百姓。在此必须补充的是，孔子口中的“大人”是正面意义的，他们以“立功”而造福百姓，像管仲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当然值得敬畏了。相形之下，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我跟权贵谈话，先要看轻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孟子为什么要跟孔子唱反调？因为孟子认为政治领袖所做的事情，他都不屑于做。如果他哪一天在那个位子上，一定做得比他们好，所以他不卑不亢，不怕他们。这是孟子的原则，可以先放在一边。
也有人说，很多政治领袖其实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这就牵扯到心理学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学的，有时候政治领袖是因为愈被别人尊重，愈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从而愈努力地为百姓服务。如果不敬畏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会影响他照顾百姓。譬如台湾很多政府高官，在立法院里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涨，回去之后就胡搞瞎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孔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敬畏政治领袖是希望借此机会敦促他们善尽职守。
孔子第三个敬畏的是“圣人之言”。所谓“圣人之言”是古代圣人所留下来的言论，这种言论无不标举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祸福吉凶，需要我们去敬畏并好好实践。但也有人觉得，圣人之言都是唱高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的好听，做得到吗？孔子认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圣人之言，敬畏之后才可能认真去想，去问自己真的能做到吗？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没有志向，就活在现实生活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拉关系讲面子讲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够秉公办事。“狎大人”的“狎”有亲热的意思，就是没大没小，公务私务分不开。最后还侮辱圣人的言论，认为古人说的话何必在意呢？时代不同了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从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现，从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一句叫“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傩”是一种民俗信仰的仪式，用以驱逐疫鬼。乡里人举行这个仪式时，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东边的台阶上。古时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阶分为东西两边，客人走西边，主人走东边。孔子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东阶，表示自己是主人，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但态度尊重。还有一句叫“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孔子遇到急雷狂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论语》说，孔子这样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说代表天的忿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对做人做事都有谨慎的考虑，对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也保持着戒慎的态度。
6。少说为妙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病还能治好，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论语》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后来就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子不语》，里面全是各种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简单分辨一下这四个字，第一种“怪”代表反常的、怪异的现象。譬如《左传》出现过有一次“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都城。鸟是往前飞的，怎么往后飞呢？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速，看的时候觉得它是退着飞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而孔子对这类事情是不谈论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来让别人听我的话叫做霸道，我用德行让别人听我的话才可以称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则。有人问孟子，说你跟我们谈谈齐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为儒家认为靠武力征服别人不是正途，将来一定会有不当的后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把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三“乱”在古代专指作乱造反的事情。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随处可见。孔子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多了，好像心里也跟着受到干扰，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呢？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最后“神”这个字比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有人说孔子不谈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不对的。孔子谈“鬼神”谈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谄媚；也即人对鬼神不应该有谄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说禹很伟大，“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吃得很简单，对鬼神祭品却办得非常丰盛。这些都是在谈论鬼神。孔子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那是属于信仰的领域。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孔子不谈的是一些灵异事件，包括算命迷信这些事情。说实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说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预言将来如何。只是通常一个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没人说，那一次准的却被很多人加以宣扬。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为什么不谈怪、力、乱、神？是因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费太多心思在“怪、力、乱、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内，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
《论语》里还有一段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罕言”不是不谈，是很少谈，有时学生问到这些问题，孔子也会答复。但他很少主动去说，表示慎重之意。为什么慎重？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论。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利须与义配合。但义与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接谈利，容易使听者误入歧途，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难规划大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听到“利”，马上就心动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多谈。
第二，“命”，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时候非理性所能解释。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要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这与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刚健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命运时，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谈。大家觉得奇怪，“仁”不是说的很多吗？“仁”在《论语》里出现一百零四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孔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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