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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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汉末王公“以幅巾为雅”，袁绍之徒“皆著缣巾”，而曹操则“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不赶这个排场，别出心裁地仿照古代男子田猎战伐所戴的一种叫做“皮弁”的戎装便帽，减少其四角，另外创制出一种称为“帢”的简易便帽。日常接待宾客，他就只戴帢帽，每每在“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之际，欢悦大笑而忘乎其形，将头俯到了杯盘碗盏当中，让肴膳汤汁沾污了帢帽巾帻。从日常聚会到生老病死，曹操都这样“简易随时”，既反映出他这一个政治家对于尚俭特别重视和身体力行，决不是刻意作秀，又折射出他这一个政治家还是个性情中人，决不因地位显赫而掩抑自己通脱、佻易的个人天性。

综观曹操的一生行状，他的多重性格组合显示为优劣交相错构，正反对比强烈。他讲情义，但又翻脸不认人，自我标榜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前者表现在不忘桥玄赏识之恩，建安七年（202）遣使以太牢祭祀桥玄，为死难将士亲戚之后授田给牛，置学设教，对毕谌、魏种等一度背叛者原情宽宥，量才重用，对刘备、关羽都放过一马，杀陈宫前许诺照应其家室老小等事情上。后者则见于误杀吕伯奢全家，非但不悔，反而说出那样天理难容的话。以后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了，以“我”划线，凶残好杀的邪恶本质也越来越宣泄出来，无论是政敌、异己，还是不再顺心顺眼者，剥夺生命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建安五年（200）杀董承，董承之女为献帝贵人，时有身孕，他也逼索诛杀不贷。当时伏后看不过，给其父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到建安十九年（214）此事泄露出来，曹操又杀伏后及其所生二皇子，并且株连杀死其兄弟、宗族一百余人，惊得献帝也对臣下哀叹“我亦不知命在何时”。荀彧曾是他的智囊核心之一，仅止由于对他加九锡不满，就被他逼死。孔融、杨修、崔琰、边让等人的言论触犯了他，同样招致了杀身、灭族之祸。至于为报父仇而屠城，发展为明令屠城、杀降，虽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三国时期也不限于他与董卓，但就杀人之多、历时之久而言，曹操堪称三国时期屠夫之冠。

百代以下回头看曹操嗜杀成性，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各式各样以“我”为中心，不择手段地诛杀政敌、诛杀异己、诛杀不再顺心顺眼者，甚至于滥杀无辜的政治权势者其实无不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法则，只不过曹操既敢行之也敢言之罢了，也不能因之而无视和小视曹操这些恶行劣迹。更何况，曹操的杀人，还在持法峻刻的前提下，与他个人特有的诈伪奸险结合起来，有时还具某种欺骗性。所谓割发代首，即是一个显例。借仓官人头以“厌众”，假棒杀宠姬以警众，也是两出骗人把戏。后世贪渎滥污的权贵显宦，多会以妻妾、小蜜、秘书、下属作掩罪的代用品，如果不是无师自通，就是从曹操这里取得了诈伪“真经”。曹操之所以在后世的戏曲舞台上和民众心目中成为一个大伪的不二典型，除了政治上“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之外，更加深长的文化根须，正在这些行状当中。

历史地评价曹操其人，同评价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一样，有必要区分其历史作用和个人品行。这二者密切关联，互相渗透，只讲其一不讲其二是不行的。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两个范畴，作为政治家，其在历史进退上所起的推进作用或阻退作用是第一位的，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示现的道德品质无论优劣高下，都只能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一、第二既不能颠倒次序，也不能混淆性质。对政治家作历史评价，不管个人好恶如何，都必须把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把第二位的放在第二位，才可能做到八九不离十。据此考察陈寿所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应该承认，对曹操的污行劣迹虽有所隐讳，但认定他在三国群雄中的“明略最优”，堪称“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既是到位的，也是中肯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评价可谓苛严，但他断然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无疑正是着眼于曹操置身于三国乱世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而不是连他的污行劣迹都一并包容了。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聚集一身，古往今来他决非独自一人，然而的确是极具代表性。评价这种人，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第四章　从卖草鞋到做皇帝

三国群雄中，唯独刘备出身微贱，由早年贩履织席到晚年乘羽葆盖车，与曹操、孙权鼎立而名世。

俗称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史家多把他当作宽厚仁德的样本，全都失于偏颇。其实他是一个伪善人和两面派，最擅长搞实用主义，骨子里浸透刘邦那种“高祖之风”。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曹操置身于三国群雄之间，面对的各种风云人物可谓多矣，没有几个人他看得上眼。唯独对刘备，他曾青梅煮酒，从容言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时在建安四年（199），刘备暂栖许都，寄身曹操樊篱之下。

刘备正在吃饮食，猛一闻言，惊吓得连筷子都掉到地上。千幸万幸适逢雷震，赶紧对曹操解释：“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极乖巧地掩饰过去。刘备对曹操，同样也视为勍敌。后来建安十六年（211）将入蜀时，他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些话表明，刘备与曹操对抗，是把“每与操反”当作既定策略，“宽”、“仁”、“忠”都是这一策略的基本构件，所以他与曹操形成两种类型。

刘备字玄德，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生于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比曹操晚生六年。从家谱上看，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第八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具有刘姓皇室血统。但他家这一支系，早在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由于刘胜之子刘贞“坐酎金失侯”，就走向败落了，祖父刘雄、父亲刘弘都只做过县级小官。父亲早死后，刘备成为孤儿，更沦落到跟随寡母“贩履织席为业”的境地，体验到了底层生活。尽管如此，皇室血统的少年刘备贫不丧志，曾在舍旁一株高五丈余、形如伞盖的桑树下与同宗诸小儿做游戏，以树为喻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同宗刘元起从小看其大，认为“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便在刘备十五岁那年，资助刘备与己子刘德然一起求学，拜在涿郡大儒卢植的门下。辽西汉子公孙瓒也在同门求学，与刘备意气相投，刘备事之如兄。求学岁月里，青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期然间与青年曹操颇相近似。然而，体貌和心性却又与曹操大相径庭。他身高七尺五寸，魏尺一尺合今0。242米，七尺五寸约为1。815米，算得上高大魁伟；加之“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很有些异相。日常“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阴鸷藏于城府，也能不怒自威。加之“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俨然成了团伙“老大”。中山郡（在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富商张世平、苏双来到涿郡贩马，“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刘备得到了第一桶政治献金，就用来招合徒众，开始建立武装力量。

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刘备二十四岁，他与结义兄弟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关羽、同郡人张飞一起拉起一支乡勇，投入到涿郡校尉邹靖麾下，参与征讨黄巾。作战中有功，受任安喜（今河北定县东）尉，尽管只是一个相当于今县公安局长的芝麻官，终究以之为契机，登上了汉末逐鹿中原的政治舞台。只不过开始便不顺畅，大规模的黄巾起义一度走向低潮后，东汉王朝决定裁减一些官员，毫无根基的刘备自然在裁减之列。负责考察裁减官员的督邮（郡级监察主官，相当于今地级市人事局长兼监察局长）到达安喜县，住在传舍里，刘备登门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硬让刘备吃了闭门羹。年轻气盛的刘备岂甘受辱，一怒之下就率领吏卒冲入传舍，把督邮拉下床绑起来，拖到外面，缚于树上，挥动鞭子痛打了一顿，然后将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扬长而去。

《三国演义》将“怒鞭督邮”转接到张飞头上，究其实，这种一怒之下不管不顾的豪举，正合乎刘备豪侠的本性。只不过随着政治历练日积月累，他将“喜怒不形于色”修炼得炉火纯青，轻易不再震怒而已。

那以后，刘备自知名微而众寡，又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只好尽量委曲求全，依附军阀势力求得寄身之地。先后担任下密（今山东昌邑县东）丞、高唐（今山东禹城东南）尉等县属小官以后，打黄巾余部受挫，只得去投奔做了中郎将的昔日同窗好友公孙瓒，在其麾下当了个别部司马（相当于今团级参谋）。东奔西突，仰人鼻息，刘备总没有自己的地盘。一直到献帝初平四年（193），曹操为报父仇而东征陶谦，时任徐州牧陶谦向时任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为公孙瓒所署，公孙瓒委刘备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相，随田楷救援陶谦，他的政治生涯才意外地得到了一次转机。刘备当时部下只有千余人，加上田楷的人马，都不是曹操的对手，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幸好吕布偷袭曹操的“后院”兖州，曹操被迫撤军，徐州才得以保全。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给了他4000丹杨兵，让他屯驻在小沛（汉代沛县别称，今属江苏），他便脱离了公孙瓒。次年陶谦病死，刘备又代领徐州牧，生平第一次据有一州之地，步入了汉末军阀行列。这一步，刘备足足走了10年，他该作一个政治家了。然而，意外得到徐州的刘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露出一股政治暴发户所特有的冲劲。他既不懂得利用皇室宗亲身份，争取摸到“皇帝牌”，又不晓得利用徐州固有的军事地理优越地位，招贤纳士，保境安民以培固根基，而是仗恃关羽、张飞之勇，与同样缺乏政治家眼光的袁术、吕布争衡于徐州、豫州之间。建安元年（196）六月，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刘备留张飞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亲率主力与袁军在盱眙、淮阴地区（今属江苏）一带对峙。当时吕布被曹操打败，投靠刘备，寄居在徐州，袁术写信劝吕布偷袭下邳，许诺资给军粮作酬报。吕布果然引军东下，攻占下邳，张飞逃掉了，刘备妻子及将吏家口全都成了吕布俘虏。刘备与袁军再战失利，“饥饿困踧，吏士相食”，只好向吕布“请降”。适逢袁术说话不算话，运粮不继，吕布与之翻脸，把妻子还给刘备，让刘备重任豫州刺史，屯军小沛，一起与袁术对抗。同年九月，袁术派纪灵率步骑三万进攻刘备，刘备赶紧向吕布求救。吕布亲率步骑千余人赶往下邳，在城西南邀刘备、纪灵共饮，当着双方面说：

“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约定辕门射戟，“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结果一箭射中戟支，促成双方罢兵。刘备在小沛扩充军备，发展到一万多人，引起吕布不安，吕布又派兵打败了刘备。走投无路的刘备只好逃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虚衔。曹操增益了刘备兵力，让他东击吕布，刘备仍然被吕布部将高顺打败，妻子第二次成为吕布的俘虏。直到建安三年（198）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刘备才复得妻子。这四年，刘备的政治地位是提高了，但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屡次被迫屈身投靠自己的敌人，日子过得并不风光。

从战争学会战争，从政治学会政治，四年的“学费”也没有白交，挫折和屈辱成为刘备的一笔财富，使他玩弄权术心机的本领日益娴熟起来。吕布被擒后，被缚上白门楼见曹操，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布，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矣。”曹操动了心，但又犹疑未决。吕布即对刘备说：

“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一贯“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却对曹操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一句话就断送了吕布性命。吕布死到临头，方才明白：

“是儿最叵信者！”翻译成现代白话，吕布说的是“这小子是个最不讲信义的人”。匹夫之勇的吕布只晓得自己救过刘备，因而斥责刘备“最不讲信义”，却不懂得政治家刘备最看重的乃是根本利害，杀他吕布既给自己除掉了一个对手，又削弱了更大对手曹操可能因为收降吕布而增强的力量，对于刘备最有利。

曹操自不会放心刘备，留下部将车胄作徐州刺史，带着刘备回了许都。在许都，两个政治家都是阳一套，阴一套，展开权术心机角力。曹操表面上对待刘备极其亲厚，表举他任左将军，拜关羽、张飞为中郎将，并且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实则除了青梅煮酒论英雄面对面地进行试探，还派人暗中监视。刘备对此心知肚明，除了闻雷失箸、随机应变的上佳表演而外，尤其厉行韬光养晦，低调自保。他闭门谢客，成天在后院种菜，大作平庸自安之秀。暗地里，刘备却加入了董承等人谋杀曹操的“衣带诏”小集团，时刻准备伺机一博。捱到建安四年（199）冬，袁绍欲袭许都，袁术打算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刘备窥见了曹操忌讳二袁合流的心思，趁机请缨阻击袁术。曹操同意了，刘备立马离开许都，摆脱了曹操控制。及至曹操后悔，已经鞭长莫及。刘备一到徐州，就打出了奉“衣带诏”以讨“国贼”的政治旗号，杀掉车胄，与袁绍建立南北呼应关系。尽管由于实力不济，二占徐州并没有站稳脚跟，但从此与曹操公开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治夙敌，毕竟提升了刘备的形象。

当是时，袁、曹之间的官渡之战即将爆发，曹操先要扫清侧翼。建安五年（200）正月，“衣带诏”谋泄，董承等人均被夷三族，随即率军进攻刘备。刘备一战即败，连忙弃众逃跑，经青州北投袁绍，他的妻子和关羽等人都被曹操俘获。官渡之战开始后，袁绍先派刘备同颜良一起担任先锋，二月围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颜良被关羽斩杀，刘备落荒而逃。其后随文丑追击曹军，文丑又中计被杀，刘备也只全得性命。适逢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息县）黄巾余部刘辟等叛曹应袁，袁绍改派刘备率兵与刘辟会合，改掠许下以扰乱曹操后方，关羽乘间回到了刘备身边。刘备被曹仁打败，再去见袁绍，已经意识到袁绍不是曹操对手，“阴欲离绍”，便建议袁绍让他去“南连荆州牧刘表”。名为袁绍找援手，实为自己金蝉脱壳，避免与袁绍死在同一船上。刘备到汝南，收编了黄巾余部龚都等，部众聚集数千人。曹操派蔡阳进攻刘备，刘备杀死了蔡阳。官渡之战一结束，曹操便率军亲征刘备，刘备自知不是对手，舍弃了汝南逃往荆州，投靠刘表。刘表虽“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新县）”，却也“疑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