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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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第三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资质如斯的人曹操并非唯一。但这一评语与他个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头绪的了。综合观察其一生，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只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三国群雄竞起，无人能及曹操，由后事寻绎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并没有称帝，而是如现代史学家翦伯赞描述的那样，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名为一人之下，实据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称，乃是曹丕代汉以后，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号。其先其后的改朝换代，开国帝王都要对祖、考追奉尊号，被追尊帝号的人代不乏人，唯独曹操能以尊号魏武帝名世，连当今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遣词缅怀“魏武挥鞭”，足见他的政治功业罕与伦比。曹操又是一个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无不位居当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历经战国、秦汉后人的增益，东汉初年已达八十二篇之杂。

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编为十三篇，为其作注和作序，成为现在《孙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编）的重要内容。他生平指挥大小战役近五十次，胜多而败少，经典战例彪炳史传。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三大战役，除他身后的夷陵之战而外，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他唱的主角。尽管未能敉平割据，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毕竟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替后来西晋一统天下开辟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领三国一代风骚，较之唐宗宋祖并不稍逊多少。而文采方面，则非但秦皇汉武，抑且历代帝王无人可望项背。泱泱中华文学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后有“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蔚为美谈。曹操个人的诗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与“三苏”作纵向比较，然而，开建安诗风，立建安风骨，那种领袖群伦的导引作用别的人无法代替。在中国，文学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重视，秦汉以降应推曹操开了先河。

在书法、音乐、围棋领域，曹操的水平也颇不俗，堪称多才多艺。后世的戏曲给他涂上满脸白粉，再加一对三角眼，委实既丑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寿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事顺、冲、质、桓四帝，灵帝时位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好进达贤能，名士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人都靠他引荐而位至公卿。曹嵩本为夏侯氏之子，在本门中是曹操后来部将夏侯惇的叔父，过继才改姓曹。凭着曹腾养子的身份进入官场，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任大司农、大鸿胪，又花一亿钱买官，代崔烈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腾的作派有别于多数宦官，曹嵩又跻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较特殊，势力也相当大。曹操生长在这样一个依附于宦官势力的新兴大官僚、大地主豪强大族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养成了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不受礼俗约束的习性。他叔父见他酷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担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业，争列名门，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讨厌他叔父告状，一次在路上遇见叔父，故意装作中了恶风。他叔父去对曹嵩说了，曹嵩急呼曹操来见，曹操却口貌如常。曹嵩问：“叔父言汝中风，已差（痊愈）乎？”曹操说：“初（原本）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诬告）耳！”从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话，曹操得计，就更加恣意妄为。这样的人品行状，用当今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豪门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孙加公卿之子，又是当时社会“血统”天然高贵，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干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顺理成章地“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今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不久又“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成为了当时的县处级政府官员。

不过，这只是一面，曹操还有另一面，对于他后来成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面。一是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之为《接要》。后来他会打仗，并且能注《孙子兵法》，直接得益于这种博学多识，融会贯通。二是他勤学武艺，才武绝人，达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据《异同杂语》记述，年轻的时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室，被张让发现后，“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后来他在军旅生涯中，多次亲冒矢石，身临险境，都能够临危不惧，化险为夷，无不以此作为根基。这两样，都说明曹操虽为“高干子弟”，恶习甚多，却有别于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纨绔子弟，确有真才识，真本事。由之进到三，曹操一旦当了官，还敢于把自己的真才识和真本事派上用场。他一就任洛阳北部尉，就在衙门左右悬挂了十几根五色棒，明令宣称凡是违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强权贵概莫能外。宦官蹇硕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违禁夜行，结果真被棒杀了，于是杀一儆百，“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此外犹有四，按照东汉末年的风气，名士品评十分重要，曹操也注意与名士交往。许多名士仍然瞧不起曹操，唯有梁国桥玄、南阳何顒赏识他，桥玄甚至于当面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表示“愿以妻子为托”。又把他介绍给另一名士许劭。许劭每个月初一要对一些人物进行评价，时人称为“月旦评”，谁得到许劭赞赏谁就会提高声望。曹操问许劭“我何如人”，许劭不答，既而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言大笑。这一笑表明曹操认可了，

他的一生也证明，许劭确实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说者容易，做者艰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经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地方割据军阀势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区，他颁了一通《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一年他五十五岁，从举孝廉到做丞相已走过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将这三十五年分划出三个阶段，大略回顾，表明心志。第一阶段为青年时期，志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为此他结交名士，“建立名誉”，在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残去秽，平心选举”的事情。因之而“为豪强所忿”，告病去官，“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而“泥水自蔽”，相当不“如意”。第二阶段从担任典军校尉开始，由青及壮，“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最大心愿就是“封侯，作征西将军”，博得身后墓碑上能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所以他参加联军讨董，先后两次募兵都不过数千而已，体现出了“本志有限”。第三阶段从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破青州黄巾军起，经历了消灭二袁、吞并荆州、“遂平天下”的系列胜利，是他最为辉煌的中年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为宰相，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后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刘姓汉室的最后一道工序留给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简历和自我鉴定便真实而清晰地展示出来了。他毫不讳言，“今孤言此，若为自大”，其实就是要把话说透，让别的人再也无从嚼舌根。秦汉以下的两千余年，历代有作为、有气量的封建政治家并不太少，其间不畏流言、不惮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难尽数，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襟怀坦荡，无所避饰。唯其如此，就连他随之而道出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凭借无可辩驳之真威势逼人。

这通《让县自明本志令》，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有不逊之志”。当时的曹操，是不是已经存心代汉自立，难以一言遽定。一方面，“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把献帝刘协玩弄于股掌间，曹操毕竟没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后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称臣，对他“称说天命”［。电子书］，他还认定“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历史未然之事不宜强加于人。他最终的态度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那么，早于这一表态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认自己“有不逊之志”，未必就是虚伪。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随实力、权势的增长，逐步地聚生、膨胀起来的，对曹操也当如是观。他举出齐桓、晋文“兵势强大，犹能奉事周室”，乐毅、蒙恬尽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书以自明心迹等五桩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见信”于人。没有史料足以证明，曹操这些话纯属自我粉饰，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与此相一致，他又明确地表示，决不能够交出兵权，退就侯国。为什么？他一语道破：“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用当今的话演绎，就是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铁则，决不会徒“慕虚名而处实祸”，“为子孙计”，为“国家倾危”计，他都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依仗军事实力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甘愿让还封给他的阳夏、柘、苦三县二万户食邑，只留武平一县万户食邑“以分损谤议”，但“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这一条底线决不退让。

把曹操置于三国分峙确立前的乱世总体格局当中，用政治眼光进行考量，应该坦率地承认，他的所言所行非但没有错，而且相当难能可贵。比起历代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政治家来，诚信与卑琐真有云泥之别。

曹操也有政治家们难免的通病，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也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言不由衷的假话。他概括描述既往功业，说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大体上合乎实际。可是又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就太无根基了。汉室小皇帝早就不过傀儡而已，在董卓手里是玩，在曹操手里也是玩，哪有什么“主命”需要他去“不辱”？汉室的“苍天”早就“死”了，还有什么“天”在“助汉室”？如果把“天”解释为客观条件，或者政治机遇，倒是对曹操确有所助。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机遇，就是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在董承、杨奉、徐晃等人护送之下逃回故都洛阳，需要寻求一个具备军事实力的人物给予辅佐。当其逃往河东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提出建议：“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袁绍却听了郭图、淳于琼等人的话，认为“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当下正是自强以逞的好时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错失了这一天赐良机。袁绍错失了，曹操却抓住了，他通过好友议郎董昭给杨奉带信，表示愿意“有无相通，长短相济”。

杨奉上表献帝，当年六月封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又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董承也拉拢曹操，同年七月暗中召曹操“至洛阳，卫京都”，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九月，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以许（后改许昌）为都，改元建安，自己受任大将军，晋爵武平侯，揭开了总揽朝政的序幕。但机遇之类的“天”只是客观因素，从根本上说，靠的还是主观因素，不是“非人力也”。主观因素既包括曹操个人的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又包括曹操集团的人才云集，“各因其器”，战略得当，政策得宜。撇开套话、假话的浮沫，澄清出原史，果真如陈寿所评价他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初平三年（192），曹操代刘岱任兖州牧之时。东汉所置的兖州，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八郡，治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已拥有割据一方的巩固的根据地。名士毛玠接受征辟，出任治中从事，建言提出：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曹操敬纳其言。从此，“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成为曹操始终不渝的“经远之虑”，也可以说是他“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总方针。早在当年底，他便通过董昭向控制长安的李傕、郭氾“致殷勤”，表示“心存王室”。四年后终于天成人愿，献帝东还，他立即采纳谋士荀彧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演出了赶赴洛阳、奉迎天子、改都许县、改元建安的历史连续剧，抢得了在政治上假借天子发号司令的主动权，而为袁绍之流所望尘莫及。定都许县伊始，他便下达《置屯田令》，强调提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效法秦始皇、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制，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军中郎将，负责经办屯田事宜。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前者始于建安元年（196），后者则始于建安十八年（213）。民屯把连年战乱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和黄巾余众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每五六十人为一屯，由屯田司马直接管理。屯田民称为屯田客，使用官牛耕种的收成六四分成，使用私牛耕种的收成五五分成。流民的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对中原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曹操集团更获得了“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大好处。后来推演到军屯，主要置于邻近吴、蜀的前沿地带，田兵“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晋书·安平献王传》），“戎甲未卷”而“且耕且守”，也使曹操集团前沿军粮丰足，供给方便。较之于“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曹操。

曹操既重物，更重人，广延人才以为己用。早在联军讨董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他就明确地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话。最初倚仗的主要将领，除了族弟曹仁、曹洪，同乡远祖本家兄弟夏侯惇、夏侯渊而外，还从豪强地主武装中召募到了李典、典韦、吕虔、许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