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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跣蘸菏业弊鳌疤烀�”所在的玩意儿，认为可以把玩于股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见那“苍天”的确“已死”了，代之的“黄天”的确“当立”了。尽管这“黄天”不是张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绍之流，而是镇压黄巾之时犹自混迹军旅中、下层的曹操、刘备、孙坚家族后来所建立的魏、蜀、吴三国，黄巾起义的终极目标终究是以异化的历史形态达到了。个例深寓共性，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腐朽没落，连普通民众都相信它“苍天已死”的时候，它必死无疑就注定了，无非是来早与来迟而已。由什么力量充当“黄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力量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其间决然没有什么宿命存在，而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交相为用，共同造就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章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